第一件事：设“房”。
按李根柱的规划，军政司下设五房：军务房（孙寡妇主管）、民政房（陈元主管，虽然人在绥德州，先空缺）、刑房（李凌暂代）、工房（周木匠主管）、粮房（王五暂代）。
每房设主事一人，书吏两人。所有文书往来，都要盖“军政司”大印——印是张铁锤连夜刻的，青石材质，刻得粗糙，但能用。
第二件事：定章程。
以前也有规矩，但零散。现在要系统化，写成条文。李凌带着几个书生忙活了三天，拿出第一版《军政司暂行章程》，一共三十七条。从粮草分配、军功评定，到田亩划分、案件审理，都写了。
“太细了。”孙寡妇翻了几页就头疼，“打仗时哪记得住这么多？”
“不是让打仗时记。”李凌解释，“是让办事的人有据可依。比如有人偷粮，该罚多少？打军棍还是扣口粮？以前凭队长一句话，现在按章程来，谁也没话说。”
第三件事：挂牌办公。
五房各分一个石洞，洞口挂小木牌：军务房、民政房……虽然石洞里还是草垫子、破桌子，但至少像个衙门样了。
挂牌第一天，就有人来“告状”。
是个新收编的队员，叫刘三，告同队的王四偷他半块饼。
“以前这种事，”李根柱对李凌说，“队长骂一顿，最多打两棍。现在你处理，按章程。”
李凌翻开章程，找到“窃盗”条：“窃取他人财物，价值不足一升粮者，罚劳役一日，赔偿双倍。”
于是判：王四去煤窑多挖一天煤，赔刘三一块饼。
两人服气，走了。
“看见没？”李根柱对孙寡妇说，“这就是规矩的好处——不凭个人好恶，大家都服。”
孙寡妇撇撇嘴：“麻烦。”
但她心里知道，是该这么办。队伍大了，不能总靠人情、靠威信。得有规矩，白纸黑字的规矩。
挂牌第七天，出了件大事。
军务房收到第一份“公文”——是郑广元派人送来的。不是信，是份抄录的官府邸报。上面说，杨参将剿匪不力，已被革职查办。新任北山剿匪总兵姓高，正在调集兵马，不日将赴任。
“高总兵……”李根柱看着邸报，“听说是辽东来的，打过鞑子。”
“麻烦了。”王五皱眉，“杨参将只是轻敌，这位高总兵……是正经打过硬仗的。”
孙寡妇却盯着邸报另一处：“看这儿——郑广元升了，代理参将，协助高总兵剿匪。”
众人一愣，然后都笑了。
“这小子，”李根柱摇头，“爬得还挺快。”
“那咱们……”孙寡妇问。
“按计划来。”李根柱说，“练兵，屯粮，修工事。高总兵要来，就让他来。看看是辽东的刀硬，还是咱们北山的石头硬。”
他把邸报扔在桌上，走到军政司门口，看着那块崭新的匾额。
阳光照在“军政司”三个字上，亮堂堂的。
李根柱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第一次走进县衙门时，看见那块“明镜高悬”匾的感觉——敬畏，疏远，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现在，他也有自己的衙门了。
虽然简陋，虽然粗糙，但这是他们的。
从墙洞到山寨，从山寨到无名谷，从“护山队”到“星火营”，再到“军政司”。
一步步，脚印很深。
路还长，但方向，越来越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