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轿车在晨光中平稳行驶，穿过渐渐苏醒的街道。
赵江河坐在副驾驶座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个黑色塑料袋。塑料薄膜的触感冰冷，但里面的文件却像炭火一样烫着他的胸口。
开车的人终于开口了，声音低沉平稳，和电话里那个激动的告密者判若两人：“赵主任，抱歉用这种方式见您。但情况特殊，不得不如此。”
赵江河侧过头，仔细打量这个神秘人。四十岁出头，国字脸，五官普通得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但那双眼睛——眼神锐利而疲惫，眼角有深刻的鱼尾纹，像长期在压力下工作的人。
“你是谁？”赵江河问。
“我叫李卫国，原来是北江市安监局的科员。”那人目视前方，双手稳稳握着方向盘，“十五年前，我在事故调查组。后来因为坚持要如实上报死亡人数，被调去了档案室，一待就是十年。”
车子拐进一条僻静的街道，两旁是老旧的居民楼，晾衣绳上挂着各色衣物，在晨风中轻轻摆动。
“罗建明当时是分管副市长。”李卫国继续说，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事故死了二十三人，他让报八人。我不同意，在调查报告上签了字。第二天，我的组长被免职，我被调到档案室，看守那些永远没人查阅的旧档案。”
赵江河的心沉了沉。又一个被罗建明毁掉的人生。
“那你后来……”
“后来我装疯卖傻。”李卫国扯了扯嘴角，那笑容比哭还难看，“每天按时上下班，在档案室里喝茶看报，对谁都点头哈腰。他们觉得我废了，放松了警惕。我就用这十年时间，收集证据。”
他从后视镜里看了赵江河一眼：“赵主任，我知道您在查什么。改革，反腐，整顿吏治。但您不知道，您面对的是一张什么样的网。”
车子在一个废弃的厂区门口停下。铁门上锈迹斑斑，锁链松松地挂着，一推就开。
“这里原来是个纺织厂，倒闭十几年了。”李卫国下车，示意赵江河跟上，“安全。”
两人穿过杂草丛生的厂区，走进一栋三层的老办公楼。楼梯吱呀作响，墙壁上残留着褪色的生产标语：“安全生产，重于泰山”。
三楼最里面的房间，门是厚重的铁门，锁着三道锁。李卫国熟练地打开，推门进去。
房间里很暗，只有一扇小窗户透进微弱的光。但赵江河一进去，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整面墙上贴满了照片、文件、图表，用红蓝线连接，像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办公桌上堆满了档案盒，每个盒子都贴着标签，字迹工整：“罗建明-银行流水2008-2015”、“矿山事故-原始报告”、“利益输送网络图”。
“这是我的‘作战室’。”李卫国打开一盏台灯，昏黄的光照亮了半面墙，“十五年的心血，都在这里。”
赵江河走到墙前，仔细看着那些材料。照片里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和罗建明有关。文件复印件上，红笔圈出的关键信息触目惊心：虚报的产量，伪造的安全记录，被压下的死亡名单，还有那些通过复杂路径流转的巨额资金。
“这是完整的名单。”李卫国从桌上拿起一份厚厚的文件夹，“三十七人，从厅局级到省部级，从在职到退休。每个人做了什么，拿了多少钱，证据链完整。”
赵江河接过文件夹，手有些抖。他翻开第一页，第一个名字就让他的瞳孔收缩——那是现任某重要厅局的一把手，平时以清廉务实着称。
“没想到吧？”李卫国苦笑，“这位领导，当年为了提拔，给罗建明送了五十万。钱是通过他弟弟的公司走的账，我这里都有银行流水。”
一页页翻下去，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肮脏的交易。有些人赵江河认识，打过交道，甚至曾经尊敬过。有些人的名字，他只在文件里见过。
翻到最后一页，是一个表格，总结了这张网的利益输送总额——超过八亿。
“这只是能查到的。”李卫国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还有更多，可能永远查不到了。罗建明很聪明，从不直接收钱，都是通过亲属、白手套、艺术品交易、海外投资这些渠道。我用了十年，才理清大概脉络。”
赵江河合上文件夹，闭上眼睛。八亿，三十七人，十五年。这些数字背后，是多少被损害的利益，是多少被辜负的信任，是多少被掩埋的真相？
“你为什么不早拿出来？”他睁开眼睛，看向李卫国。
“早拿出来？”李卫国笑了，笑声里满是苦涩，“赵主任，您知道罗建明在北江经营了多少年吗？二十年！这张网织了二十年！十年前我要是敢拿出来，可能第二天就‘意外死亡’了。”
他走到窗前，背对着赵江河：“我等了十年，等了三个省委书记，等了五任纪委书记。直到您出现，直到您动了刘振山和沈荣坤，直到您妻子差点……我才相信，这次可能不一样。”
窗外传来鸟鸣声，清脆悦耳。晨光透过蒙尘的玻璃照进来，在满是灰尘的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赵主任，这些材料我交给你。”李卫国转过身，眼神坚定，“怎么用，是您的事。我只求一件事——让该负责的人负责，让死去的人安息，让活着的人……还能相信这个世上有公道。”
赵江河握紧手中的文件夹，感受到那沉甸甸的重量。这不仅是文件，是十五年的人命，是十年的坚守，是一个人对正义的最后信仰。
“我会的。”他郑重承诺。
两人离开废弃厂区时，已经是上午九点半。阳光完全升起，街道上车水马龙，人们开始一天的工作和生活。这个城市表面看起来如此平静，如此正常。
但在平静之下，暗流从未停止涌动。
回程路上，李卫国告诉赵江河更多细节。
“罗建明死后，他手下那些人开始慌了。”车子等红灯时，李卫国低声说，“有人在销毁证据，有人在转移资产，还有人在……准备反扑。”
“反扑？”
“具体不清楚，但我打听到，有人放话要‘鱼死网破’。”李卫国的表情凝重，“赵主任，您要小心。您动了太多人的奶酪，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绿灯亮了。车子继续前行。
“那个约你九点十五分见面的人，是谁？”赵江河问。
“是我的线人，在罗建明身边潜伏了五年。”李卫国说，“他本来约好今天跟我见面，但凌晨突然发消息，说有紧急情况，要提前到九点十五分。后来再联系，就失联了。”
失联了。这三个字像一块冰，砸进赵江河心里。
车子在离省委两条街的地方停下。李卫国递给赵江河一张纸条：“这是我的备用联系方式。如果……如果有什么意外，您可以联系这个号码。”
赵江河接过纸条，上面只有一串数字。
“李卫国同志，”他伸出手，“谢谢。”
李卫国握住他的手，握得很紧：“赵主任，保重。”
回到办公室时，已经是上午十点。苏晚晴看到赵江河回来，明显松了口气：“主任，您总算回来了。周书记找您两次，说您手机打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