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西都，绿意盎然。省委书记郑东的肯定，让全市上下士气大振。然而，刘云浩深知，越是在形势好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改革的深水区，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六月中旬，一份内部报告摆在了刘云浩的案头。报告显示：虽然西都经济增速回升，但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虽然新兴产业快速成长，但传统产业转型艰难；虽然城市面貌改善，但城乡差距依然明显。
更让刘云浩忧心的是另一组数据：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亏损面仍达25%；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仅占全市企业的8%；研发投入强度只有1.8%，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领导，这些数据是不是太尖锐了？”赵文斌小心地问。
“不尖锐不行。”刘云浩神色凝重，“我们经常讲成绩，也要敢于揭短。这些问题不解决，西都的发展就不可持续。”
他决定召开一次特殊的市委常委会——不念稿子，不讲成绩，只谈问题。
会议一开始，刘云浩就定下基调：“今天这个会，只找问题，不谈成绩。每个人都要说真话，说问题，说建议。谁说空话套话，谁就站起来重新说。”
这种开门见山的风格，让会场气氛为之一变。
常务副市长周明第一个发言：“我先说财政问题。今年1-5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只有3.5%，远低于GDP增速。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税源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税收下滑，新兴产业贡献有限。”
“说具体。”刘云浩记录着。
“比如西钢，混改后效益好了，但享受了三年税收优惠期，今年实际贡献不大。而新引进的企业，很多还在建设期，产生税收需要时间。”
发改委主任接着说：“我来说产业问题。我们规划了四个千亿级产业集群，但现在看，除了高端装备制造有点基础，其他三个都还薄弱。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引进了几家芯片企业，但上下游配套不完善，形不成产业链。”
“怎么解决？”刘云浩问。
“要精准招商，缺什么补什么。比如芯片设计有了，缺制造；制造有了，缺封装测试；封装测试有了，缺材料设备……要围绕产业链招商，补链强链延链。”
住建局长反映城市建设问题：“这几年我们投入大量资金搞城建，城市面貌确实改善了。但地下管网老化问题依然严重，上次暴雨暴露的只是冰山一角。要彻底解决，至少需要三百亿投入。”
“钱从哪里来？”有人问。
“可以发行专项债，可以推广PPP模式，可以盘活存量资产。”住建局长说，“但需要政策支持。”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共梳理出三十八个问题，涉及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每个问题都有具体表现、深层原因、解决建议。
刘云浩最后总结：“今天这个会开得很好。问题找到了，下一步就是解决。我宣布：从明天开始，开展‘问题大排查、工作大提升’专项行动。每个市领导牵头解决几个问题，每个月汇报进度。”
他特别强调：“解决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能搞花架子。比如财政问题，不能简单增加企业负担，要培育新税源；比如产业问题，不能盲目招商引资，要精准施策；比如城建问题，不能只重地上轻地下，要统筹规划。”
散会后，很多常委感慨：“好久没开这样的会了。虽然压力大，但方向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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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开始后，刘云浩选择了最难啃的骨头——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他去了西都机床厂。这家曾经辉煌的老厂，如今步履维艰。厂长李明一脸愁容：“刘书记，我们想转型，但太难了。产品没市场，技术跟不上，人才留不住……”
“具体说说。”
“比如我们想生产高端数控机床，但关键技术被国外垄断，一台进口的要上千万。我们自己做，质量不行，客户不认。”
“和高校合作呢？”
“合作过，但实验室成果转化太难。学校要论文，企业要产品，目标不一致。”
刘云浩在厂里转了一圈，看到的是老旧的设备，空荡的车间，寥寥无几的工人。但他也看到了希望——厂里还有一批经验丰富的老技师，还有完整的加工能力。
“李厂长，我有个想法。”刘云浩说，“你们能不能转型做‘共享工厂’？”
“共享工厂？”
“对。你们有设备，有工人，有场地。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加工服务。他们设计产品，你们加工制造。这样，你们有了订单，他们省了投资。”
李明眼睛一亮：“这个思路好！可是……客户从哪里来？”
“我来帮你找。”刘云浩当场打电话给工信局长，“把全市需要加工服务的中小企业名单整理出来，牵线搭桥。”
又对李明说：“同时，你们要升级设备。市政府可以提供贴息贷款，支持你们购买先进设备。但要承诺，三年内培养出一批技术工人。”
“刘书记，如果有这个支持，我们有信心！”
离开机床厂，刘云浩又去了几家传统企业。每到一处，他都与企业一起研究转型路径。有的是技术升级，有的是产品转型，有的是模式创新。
一周后，他召集传统企业负责人开会：“我看了十几家企业，发现一个共性问题：不是不想转，是不会转。所以，市政府要当‘转型导师’，为企业把脉问诊，开方抓药。”
他宣布成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服务团”，由技术专家、管理顾问、金融专家组成，免费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这个举措受到了企业的欢迎。短短一个月，服务团为八十多家企业制定了转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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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盛夏时节。西都的创新生态示范区传来好消息：首批入驻的三十六家企业中，有八家获得了风险投资，总投资额超过十亿元。
但刘云浩关注的不是这些明星企业，而是那些还在苦苦挣扎的初创企业。
在一家生物医药初创公司，他看到了令人揪心的景象：简陋的实验室，老旧的设备，几个年轻人在埋头苦干。
“刘书记，我们研发的抗癌新药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创始人是个三十出头的海归博士，“但资金快用完了，如果找不到投资，项目可能夭折。”
“需要多少资金？”
“至少两千万，用于完成临床试验。”
“你的药有什么优势？”
“副作用小，靶向性强。如果成功，可以替代进口药，价格只有进口药的三分之一。”
刘云浩思考片刻：“这样，市政府可以设立天使投资基金，投资你的项目。但有两个条件：第一，如果成功，政府要分享收益；第二，如果失败，你要把经验教训总结出来，供其他企业借鉴。”
“只要能继续研发，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还有，”刘云浩说，“你可以申请入驻示范区的生物医药公共平台，那里有先进的实验设备，可以降低研发成本。”
博士激动地说：“刘书记，您这是救了我们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