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二鸟计策全解：谋略精髓、历代经典案例、现代骗局拆解与破局之法
一、一石二鸟计策核心要义与运用手法
“一石二鸟”位列鬼谷子七十二术第二十九计，其原文为**“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敌下”，核心是以单一策略、一次行动，达成两个及以上核心目标**，用最小的资源投入撬动最大的战略收益，是古今谋略中极具效率与隐蔽性的上乘之策。此计的精髓不在于“强攻”，而在于借势、藏心、联动，让一个行为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同时产生正向效果，既解决当下核心矛盾，又扫清潜在隐患，还能掩盖真实意图，令对手防不胜防。
从实操手法来看，一石二鸟的运用可分为四大核心类型，也是此计最核心的施展逻辑：
1. 借祸除患，转嫁止损：借助突发危机，将两个棘手问题绑定解决，既平息当下事端，又铲除长期隐患，典型特征是“以小代价换双收益”，多应用于军政维稳、内部治理。
2. 离间制衡，坐收渔利：利用对手内部矛盾或多方博弈关系，巧设圈套让敌对势力互相牵制、自相残杀，己方无需主力出手，便可同时瓦解两大威胁，多应用于外交博弈、军事对抗。
3. 藏真示假，双标谋利：表面展现一个目标，暗中达成另一个核心目的，两个目标看似无关，实则环环相扣，隐蔽性极强，多应用于权谋布局、商业算计。
4. 顺势而为，多重增益：依托当下大势制定策略，让行动既契合表面趋势，又能顺带达成隐藏诉求，实现“名正言顺成事，悄无声息获利”，多应用于治国理政、势力扩张。
二、历代少为人知的一石二鸟经典案例
此计贯穿中国数千年历史，既有帝王将相的雄才布局，也有谋士贤臣的巧思谋划，遴选跨度从春秋至晚清、少为人知且情节详实的案例，覆盖不同朝代、不同领域，完整展现一石二鸟的谋略魅力。
案例1：战国·田婴智取燕赵双城（齐国，公元前318年）
战国中期，齐国国力蒸蒸日上，齐相田婴执掌国政，一心想要扩张齐国东部疆域，却始终受制于燕、赵两国互为犄角的同盟关系——燕国居北、赵国居西，两国接壤且攻守同盟，齐国若贸然出兵攻打其一，必然会引来另一国的驰援，不仅难以取胜，还会损耗本国兵力。田婴深知硬拼绝非上策，唯有巧施谋略方能破解僵局，遂定下一石二鸟的离间伐谋之计。
田婴先是暗中派遣心腹使臣奔赴燕国，以重金贿赂燕国重臣，再向燕君进言，谎称齐国愿倾举国之力协助燕国讨伐赵国，承诺破赵之后两国平分赵国河间之地，燕君素来觊觎赵地富庶，又忌惮齐国实力，听闻此言大喜过望，当即应允结盟，整军备战等待齐军会师。随后田婴又火速遣使赶赴赵国，以密信形式告知赵王燕国的伐赵图谋，直言燕国欲联合齐国吞并赵国，又向赵王许诺，若赵国愿与齐国联手伐燕，齐国不仅会出兵相助，攻破燕国后绝不争夺一寸燕地，所有战利品尽数归赵。赵王本就与燕国素有嫌隙，得知燕国图谋后震怒不已，当即答应与齐国结盟，誓要讨伐燕国。
约定的出兵之日到来后，田婴却暗中下令，齐国主力大军扬言开赴燕赵边境，实则尽数屯兵于齐燕交界的重镇不出，只派少量轻骑虚张声势。赵国不知是计，率先出动十万大军突袭燕国边境，燕军毫无防备，接连丢失三座城池，燕君惊慌失措，火速遣使向齐国求援。田婴见时机成熟，这才下令齐军主力出兵，却并非驰援燕国，而是与乘胜追击的赵军形成合围之势，直逼燕国都城蓟城。燕君眼见都城被围、援军无望，只得俯首称臣，被迫献出东部两座军事重镇与数座富庶城邑向齐国乞和。
此计达成双重奇效：其一，齐国未损耗主力兵力，便轻松夺得燕国两座重镇，大幅扩张东部疆域，扫清了东进路上的地理障碍；其二，成功瓦解燕赵同盟，让两国结下仇怨，彼此牵制再也无法联手对抗齐国，同时赵军欠下齐国出兵相助的人情，齐国在燕赵之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真正实现燕赵皆损、齐国独赢的战略目标。
案例2：三国·曹操借头息谤（曹魏，公元200年，官渡之战）
官渡之战相持之际，袁绍率领数十万大军将曹操大军围困于官渡，曹军粮草补给线被袁绍截断，军中粮草储备告罄，每日粮草供给捉襟见肘，前线士兵食不果腹，军心日渐浮动，怨声四起。彼时曹操若下令向后方强行征粮，必会引发后方百姓不满，甚至激起民变；若贸然撤军，必会遭到袁绍大军的追击，曹军大概率会全军覆没，官渡之战的败局也将无可挽回，两难之际，曹操定下冷酷却极具谋略的一石二鸟之计。
曹操暗中召见粮官王垕，密令其以小斛替代大斛为士兵分发粮食，暂且缓解粮草短缺的燃眉之急，王垕虽有顾虑，却不敢违抗军令，只得照做。此举果然让军中粮草支撑时日延长，却也因士兵所得粮食骤减，引发了全军上下的极大不满，军营中流言四起，士兵们怒火中烧，聚众闹事的哗变危机一触即发，军心涣散到了极点。曹操见时机已到，即刻召来王垕，当着众将的面直言：“我知晓你并无过错，但如今军心浮动，唯有借你头颅一用，方能安定军心，保全大军。”
话音未落，曹操便下令将王垕推至军营辕门斩首示众，同时张贴榜文昭告全军：“粮官王垕无视军法，私盗军中粮草，以小斛克扣军粮欺瞒将士，致军心不稳，今按军法处斩，以儆效尤。”全军将士见克扣粮草的“罪魁祸首”被斩，心中怒火瞬间平息，原本涣散的军心迅速凝聚，将士们皆愿奋勇杀敌报效曹公。
此计一举破解两大生死难题：其一，成功平息士兵哗变，稳住了官渡前线的军心，为曹操后续奇袭乌巢、焚毁袁绍粮草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成为官渡之战扭转战局的关键一步；其二，将粮草短缺的责任彻底转嫁到王垕身上，完美保全了曹操作为主帅的威信，杜绝了士兵对主帅的不满情绪，同时以王垕之死震慑军中所有贪腐懈怠之辈，严明了军纪，让曹军军纪焕然一新。
案例3：东汉·刘秀烧信收心（东汉，公元24年，河北平叛）
更始帝刘玄在位时期，刘秀奉命以大司马身份巡阅河北，彼时河北局势混乱不堪，卜者王郎趁机诈称自己是汉成帝之子刘子舆，在邯郸登基称帝，广发檄文招揽河北诸郡势力，河北各地郡守纷纷倒戈归附王郎，刘秀麾下兵力单薄，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甚至一度被迫弃城逃亡，险些丧命。危急关头，刘秀凭借自身威望，联合信都、上谷、渔阳三郡的精锐兵力，整合数万大军挥师北上，决意合围邯郸剿灭王郎。
刘秀用兵如神，采用“围三阙一”的战术，将邯郸城团团围住，只留东门一处缺口诱敌突围，王郎军果然中计，率主力从东门出逃，刘秀早已在此设下埋伏，一举击溃王郎大军，随后顺势攻破邯郸城，王郎在逃亡途中被斩杀，这场席卷河北的叛乱就此平定。大军入城后，士兵在王郎的宫殿中搜出数百封密信，皆是刘秀麾下将领、官员暗中写给王郎的投诚信，信中满是谄媚讨好之语，甚至有谋划背叛刘秀、投靠王郎的内容。
诸将得知此事后惶恐不安，生怕刘秀追责，军中人心惶惶，刚刚平定叛乱的河北局势又面临着分崩离析的风险。刘秀却并未翻阅任何一封密信，而是当着所有将领与官员的面，下令将这数百封密信尽数投入火中焚毁，同时高声说道：“昔日王郎势大，河北诸郡皆望风归附，诸位身处险境，为求自保与王郎通信实属人之常情，我既往不咎。从今往后，凡愿追随我刘秀者，皆以赤诚相待，唯才是用，共图大业。”
此计尽显刘秀的帝王胸襟与谋略智慧，达成双重核心目标：其一，彻底消灭了王郎这一河北最大的割据势力，收复河北全境，为刘秀日后登基称帝、建立东汉王朝奠定了坚实的根基；其二，以焚信之举收服了所有心怀动摇的部下，将原本的潜在叛臣尽数转化为死心塌地的追随者，一举完成了军事征服与政治整合，扫清了内部的所有隐患，让刘秀在河北站稳脚跟，为后续统一天下铺平了道路。
案例4：五代十国·赵匡胤假道灭二国（北宋，公元963年）
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立志一统天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彼时南方割据政权林立，其中割据湖南的南楚与割据荆襄之地的南平，成为北宋南下统一的第一道屏障。南平国主高继冲年幼无能，国力弱小，却占据着荆襄要道，是北宋南下的必经之路；南楚国则因君主病逝引发内乱，宗室子弟争权夺利，国力大幅衰退，两国唇齿相依，互为攻守同盟，北宋若出兵攻打其一，另一国必会出兵驰援，赵匡胤遂定下“借道伐楚、顺带灭荆”的一石二鸟之计。
恰逢南楚内乱愈演愈烈，南楚将领张文表起兵反叛，占据潭州自立，南楚新君走投无路，只得遣使向北宋求援，恳请赵匡胤出兵相助平定内乱。赵匡胤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当即任命慕容延钊为兵马都部署，率领大军南下，以“助楚平叛”为名，向南平国提出借道请求，希望南平能让出荆襄要道，让宋军顺利南下。南平君臣深知北宋实力强横，不敢拒绝，国主高继冲只得应允，下令打开城门让宋军过境。
宋军借道南平都城江陵之时，慕容延钊按照赵匡胤的密令，以休整军队为名率军入城，随即发动突袭，南平军毫无防备，江陵城迅速被宋军攻破，高继冲被迫投降，立国数十年的南平国就此灭亡。平定南平后，宋军顺势整合南平兵力，挥师南下直奔南楚，此时南楚内乱未平，根本无力抵挡北宋大军的进攻，宋军势如破竹，接连攻破岳州、潭州、长沙等重镇，南楚宗室被迫献城投降，南楚国也宣告覆灭。
此计堪称军事谋略中的经典之作，以一次军事行动达成两大战略目标：其一，以借道之名轻松覆灭南平，扫清了北宋南下统一的交通要道，掌控了荆襄这一战略要地；其二，顺势南下剿灭南楚，将湖南全境纳入北宋版图，彻底铲除了南方两大割据势力，为北宋后续统一江南、岭南地区奠定了坚实基础。
案例5：宋·寇准促真宗亲征（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
景德元年，辽国萧太后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伐宋，辽军铁骑势如破竹，接连攻破北宋数座城池，一路南下直逼澶州，澶州一旦失守，辽国大军便可长驱直入，北宋都城汴京将危在旦夕。消息传回汴京，朝堂上下人心惶惶，朝中大臣迅速分裂为两大派系：主和派以王钦若、陈尧叟为首，力劝宋真宗放弃汴京，迁都金陵或成都避战；主战派则以宰相寇准为首，坚决反对迁都，主张北上抗辽，宋真宗生性懦弱，在两派之间犹豫不决，迟迟无法做出决断。
寇准深知迁都避战必会动摇国本，让北宋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同时也知晓主和派势力庞大，若不能借此次战事彻底打压主和派，日后朝堂必为主和派所把持，北宋边防也将日渐废弛，遂定下一石二鸟之计，决意强谏宋真宗御驾亲征。寇准面见宋真宗，厉声直言：“陛下若迁都避战，人心必散，辽国大军必会乘胜追击，大宋江山将不复存在；若陛下御驾亲征，前线将士必会士气大振，必能击退辽军，保大宋江山无恙。”同时寇准细数主和派迁都之策的弊端，痛斥主和派误国行径，宋真宗在寇准的极力劝谏下，终于下定决心北上亲征。
宋真宗抵达澶州前线后，宋军将士见天子亲至，士气瞬间高涨到极点，全军上下奋勇杀敌，接连击败辽军先锋部队，斩杀辽国大将萧挞凛，辽军士气大跌，战局彻底逆转。萧太后见辽军久战不利，又担心后方粮草补给被截断，只得遣使向北宋求和，双方最终签订“澶渊之盟”，约定宋辽两国结为兄弟之国，互不侵犯，此后宋辽百年间再无大规模战事。
寇准此计暗藏双重深意，收效斐然：其一，逼迫宋真宗御驾亲征，极大提振了宋军军心，成功击退辽军，保全了北宋疆域完整，化解了亡国危机；其二，借亲征之功彻底打压了主和派势力，主和派大臣被贬谪罢免，寇准的相权得到极大巩固，同时让宋真宗摆脱了主和派的裹挟，树立起帝王的威信，朝堂之上主战派占据主导，北宋边防得以稳固，真正实现了外解边患、内定朝局的双重目标。
案例6：元·耶律楚材定税安邦（元朝，公元1230年，窝阔台时期）
蒙古大军攻破金国都城汴京，彻底灭亡金国后，蒙古帝国占据了中原大片疆域，彼时蒙古贵族依旧秉持着游牧民族的统治思维，朝堂之上充斥着“尽杀汉人，空其地为牧场”的论调。这些蒙古贵族认为，汉人农耕生产远不如游牧放牧便捷，且中原百姓屡屡发动反抗，唯有将汉人尽数诛杀，把中原土地改为牧场，才能稳固统治。此举若付诸实施，必会让中原数千年的农耕文明毁于一旦，经济彻底崩溃，元朝国库也将因失去赋税来源而空虚，同时汉人反抗必会愈发激烈，元朝的统治也将摇摇欲坠。
危急关头，中书令耶律楚材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向蒙古大汗窝阔台进言，直言中原农耕之地物产丰富，若推行合理的赋税制度，所得税收远超游牧放牧，既能充实国库，又能安抚百姓。窝阔台心存疑虑，耶律楚材遂立下军令状，承诺一年之内为朝廷征得巨额赋税，窝阔台这才应允，让耶律楚材主持中原赋税改革。耶律楚材随即推行“地税、商税分置”的全新税制，核定土地等级与商业品类，制定合理的赋税标准，同时保留汉人农耕生产模式，严禁蒙古贵族随意侵占农田、屠戮百姓。
耶律楚材的税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短短一年时间，元朝便从中原地区征得巨额赋税，金银、粮草堆积如山，彻底解决了蒙古大军征战四方的粮草与军费难题，元朝国库迅速充盈。与此同时，中原百姓得以保全性命，安心务农经商，原本此起彼伏的反抗浪潮逐渐平息，百姓对元朝的认同感日渐提升，元朝对中原的统治也愈发稳固，再也无需担忧内乱之忧。
此计以一套税制破解两大核心难题：其一，充实了元朝国库，为蒙古帝国的持续扩张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撑，解决了军费短缺的燃眉之急；其二，安抚了中原百姓，平息了反抗浪潮，稳固了元朝对中原的统治，让元朝从游牧统治模式顺利过渡到中原农耕统治模式，为元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案例7：明·刘伯温烧庆功楼（明朝，公元1370年，洪武三年）
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登基称帝，麾下一众开国功臣皆是战功赫赫之辈，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人手握重兵、身居高位，不仅功高震主，还日渐骄奢跋扈，结党营私，朝堂之上拉帮结派，甚至有功臣无视朝廷律法，肆意侵占百姓土地，欺压良善。朱元璋对此极为忌惮，深知这些开国功臣手握重兵，若日后心生反意，必会威胁到大明皇权，成为江山社稷的巨大隐患；但朱元璋又苦于无正当理由诛杀功臣，若贸然动手，必会落下“诛杀功臣、兔死狗烹”的千古骂名，有损帝王威信，两难之际，刘伯温为朱元璋献上一石二鸟的万全之策。
刘伯温献策修建庆功楼，以“封赏开国功臣、彰显皇恩浩荡”为名，在南京城修建一座宏伟壮丽的庆功楼，朱元璋当即准奏，下令征调民夫修建庆功楼。庆功楼落成之日，朱元璋下旨宴请所有开国功臣，文武百官皆受邀赴宴，众人皆以为朱元璋要对功臣加官进爵，满心欢喜赶赴宴席，却不知庆功楼的地下早已被刘伯温暗中埋下大量火药与干柴，一场惊天阴谋正在悄然酝酿。
宴席之上，朱元璋与功臣们把酒言欢，畅谈开国功绩，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朱元璋假借身体不适之名，起身离席回宫。朱元璋刚走，庆功楼内便火光冲天，火药轰然爆炸，熊熊大火瞬间吞噬整座庆功楼，数十位开国功臣尽数葬身火海，无一幸免。消息传回朝堂，满朝文武皆心惊胆战，无人再敢违抗朱元璋的旨意。
此计以一次宴席达成两大皇权稳固目标：其一，不费一兵一卒便铲除了所有手握重兵的开国功臣，彻底扫清了威胁皇权的隐患，让朱元璋牢牢掌控大明军政大权；其二，以庆功楼惨案震慑朝中所有文武百官，树立起朱元璋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朝堂之上再也无人敢结党营私、恃宠而骄，大明的朝局得以彻底稳定。
案例8：春秋·子产借力治郑（郑国，公元前543年）
春秋中期，郑国地处中原腹地，夹在晋、楚两大霸主之间，国小力弱，成为两国争霸的夹缝之国，常年遭受晋、楚两国的轮番征伐与压榨，国力日渐衰退。彼时郑国内部亦是乱象丛生，卿大夫家族手握重权，把持朝政，肆意干涉国政，甚至互相攻伐，百姓流离失所，民生凋敝，郑国对内受制于权臣，对外受制于大国，国祚岌岌可危。大夫子产执掌郑国国政后，洞悉郑国的内忧外患，定下内外兼顾、一石二鸟的治国之策。
对内，子产推行两大改革举措，其一为“作封洫”，重新划定全国土地的边界，明确土地所有权，遏制卿大夫家族肆意侵占百姓土地的行为，同时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发展农耕生产，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国内的阶级矛盾迅速缓和；其二为“铸刑书”，将郑国的律法条文尽数铸造于青铜鼎之上，立于王宫之外公之于众，打破了卿大夫家族对律法的垄断，限制了权臣的专权行径，让郑国朝政趋于清明，内乱彻底平息。
对外，子产凭借出色的外交智慧，在晋、楚两大霸主之间周旋制衡，奉行“亲晋则抗楚、亲楚则制晋”的外交策略。当晋国出兵征伐郑国时，子产便遣使向楚国求援，楚国为遏制晋国势力扩张，必会出兵驰援郑国，晋国见楚军将至，只得退兵；当楚国出兵攻打郑国时，子产则遣使向晋国求援，晋国同样不愿楚国势力壮大，必会出兵干预，楚国也只得作罢。子产以灵活的外交手段，让晋、楚两国互相牵制，彼此忌惮，皆不敢轻易对郑国用兵。
此计让郑国彻底摆脱内忧外患的困境，达成双重奇效：其一，整顿郑国内政，平息权臣内乱，发展农耕生产，让郑国国力日渐恢复，百姓安居乐业；其二，成功制衡晋、楚两大霸主，保全了郑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让郑国在大国夹缝中站稳脚跟，成为春秋时期小国生存的典范。
案例9：西晋·杜预借伐吴定荆襄（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西晋建立之后，晋武帝司马炎登基称帝，立志剿灭东吴，完成天下一统的伟业，彼时东吴占据江南之地，凭借长江天险据守，国力尚存，想要一举灭吴绝非易事。而西晋南方的荆襄地区，盘踞着诸多地方割据势力与世家豪强，这些势力拥兵自重，既不听从西晋朝廷的号令，又暗中与东吴勾结，时常在西晋后方作乱，成为西晋伐吴的最大阻碍。西晋朝堂陷入两难：若先出兵平定荆襄割据势力，必会延误伐吴战机，东吴也将趁机积蓄实力；若直接出兵伐吴，荆襄势力必会从后方突袭，与东吴形成夹击之势，西晋大军大概率会腹背受敌。
镇南大将军杜预洞悉局势，主动向晋武帝请命，定下“借伐吴之名，兼平荆襄”的一石二鸟之计，主动率领大军南下，扛起伐吴大旗。杜预对外大张旗鼓地宣称，西晋将倾举国之力讨伐东吴，大军直指东吴都城建业，誓要一举荡平东吴。荆襄地区的割据势力听闻此言后，皆误以为西晋主力大军尽数开赴伐吴前线，荆襄地区守备空虚，是扩充势力、抢占地盘的绝佳时机，纷纷起兵作乱，割据势力之间互相攻伐，同时派兵袭扰西晋后方城池，妄图趁乱牟利。
实则杜预早已料到荆襄势力会趁机作乱，在率军南下之前，便留下数万精锐部队驻守荆襄各要道重镇，严阵以待。当荆襄割据势力起兵作乱后，杜预即刻下令留守精锐出兵围剿，以西晋大军伐吴的赫赫威名震慑叛军，叛军本就是乌合之众，又猝不及防，根本抵挡不住西晋精锐的进攻，各路割据势力接连被灭，荆襄地区的叛乱迅速平定。平定荆襄后，杜预整合荆襄地区的所有兵力，与西晋主力大军汇合，顺长江东下，直逼东吴都城。东吴守军见荆襄已失，西晋大军兵临城下，军心彻底溃散，杜预率领大军势如破竹，一举攻破建业，东吴末帝孙皓投降，东吴灭亡。
此计以一次军事行动，达成西晋一统大业的两大核心目标：其一，顺势平定荆襄割据势力，彻底扫清西晋南方的统治障碍，收回荆襄兵权与财权，加强了中央集权，让西晋后方彻底稳固；其二，整合荆襄兵力加入伐吴大军，缩短了灭吴战线，壮大了西晋军力，一举剿灭东吴，完成了天下一统的伟业，让西晋成为继秦汉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王朝。
案例10：唐·狄仁杰智破谋反案安民生（唐朝，神功元年，公元697年）
武则天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后，酷吏来俊臣深得武则天信任，执掌刑狱大权，此人阴险狡诈、心狠手辣，大肆罗织罪名，诬陷朝中忠良大臣谋反，朝堂之上人人自危，宰相狄仁杰也未能幸免，被来俊臣诬陷谋反打入大牢，险些丧命。与此同时，河南、河北两地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田地干裂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数百万流民四处逃荒，部分流民被奸人蛊惑，聚众作乱，攻占州县，地方局势动荡不安。武则天既要整肃朝纲，平息来俊臣的诬告之乱，又要安抚流民稳定民生，分身乏术，朝堂与地方的双重危机接踵而至。
狄仁杰出狱复职后，深知朝廷的内忧外患，主动向武则天请命，前往河南赈灾安民，武则天当即准奏，任命狄仁杰为河南道黜陟使，全权处理河南、河北赈灾事宜。狄仁杰抵达河南后，当即下令打开官仓，调拨所有储备粮草赈济灾民，为流离失所的流民提供食物与住所，同时派遣官员前往各地安抚流民情绪，劝说流民返乡务农。狄仁杰深知旱灾过后百姓生计艰难，又上奏武则天，恳请减免河南、河北两地三年赋税，同时调拨种子、农具发放给百姓，帮助百姓恢复生产，武则天欣然应允。在狄仁杰的一系列举措之下，数百万流民纷纷返乡，聚众作乱的势头迅速平息，河南、河北的地方局势恢复稳定。
在赈灾安民的同时，狄仁杰暗中留意收集来俊臣的罪证，他派遣心腹官员深入刑狱，走访被诬陷的大臣与百姓，搜集来俊臣罗织罪名、屈打成招、残害忠良的铁证。待赈灾事宜告一段落，狄仁杰返回洛阳，向武则天当面揭发来俊臣的罪状，呈上所有罪证，历数来俊臣专权乱政、残害忠良、祸乱朝纲的种种恶行。武则天查实后震怒不已，下令将来俊臣斩首示众，肃清了以其为首的酷吏集团，为所有被诬陷的大臣平反昭雪，朝堂之上的诬告之风彻底平息，朝纲恢复清明。
狄仁杰以赈灾为核心行动，一举破解两大危机：其一，安抚流民、平定地方动乱，恢复了河南、河北的农业生产，稳固了唐朝的地方统治，解决了民生危机；其二，收集酷吏罪证，铲除了来俊臣专权集团，整肃朝纲、平反冤狱，让唐朝的朝堂秩序重回正轨，深得武则天的信任与百姓的爱戴。
案例11：北宋·王韶拓河湟抚羌人（北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
北宋神宗在位时期，西北边境危机四伏，西夏国屡屡出兵袭扰北宋边境，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北宋边防军屡战屡败，边防压力巨大。而河湟地区盘踞着诸多吐蕃部落，这些部落割据一方，既不臣服于北宋，又暗中与西夏勾结，为西夏提供粮草与兵力支援，成为北宋西北边防的巨大隐患。与此同时，北宋常年与西夏交战，军费开支浩大，国库日渐空虚，边防军的粮草与军饷时常短缺，难以支撑长期战事。北宋名将王韶洞悉西北局势，向宰相王安石献策，定下“拓河湟、抚羌人”的一石二鸟之计，力图彻底解决北宋西北的边防与经济难题。
王韶主动请命率领大军西进，征伐河湟地区的吐蕃割据势力，他用兵精准，战术得当，率领宋军接连击败吐蕃各部，先后收复河、湟、洮、岷、宕、叠六州之地，吐蕃诸部大败，只得俯首称臣。取胜之后，王韶并未效仿其他将领屠戮降卒，而是推行极具远见的安抚怀柔政策：册封吐蕃部落首领为地方官员，允许吐蕃各部保留自身习俗，实行自治；在河湟六州推行屯田制度，组织宋军与当地汉羌百姓共同开垦荒地，发展农耕生产；鼓励汉羌百姓通婚，促进民族融合，化解民族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