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一个多月后，他竟收到了报社的回信——信封上印着烫金的报社LOGO，字迹工整有力，对方不仅认可了小说的质量，还明确表示愿意签下发行权，计划在香江、澳门及东南亚华人圈同步推出实体书与报纸连载版。看着信中字里行间的肯定，林舟激动得一夜未眠，连着好几天都精神恍惚，可当后续收到报社寄来的中英文对照合同，他的喜悦很快被焦虑取代。
彼时他虽主修政法，但刚接触专业知识，对涉外出版合同的核心条款一知半解。尤其是关于稿酬结算的版税比例、支付周期，版权归属的地域范围、期限，发行过程中对稿件的修改权限，以及单方解约的赔偿标准等关键内容，条款表述晦涩复杂，处处藏着潜在陷阱。更让他焦虑的是，报社明确要求半个月内回复是否签约，若逾期未答复，便视为自动放弃合作。
眼看着来之不易的出版机会即将溜走，林舟急得团团转。室友见状提醒他：“咱们系的高育良教授，可是法学领域的权威，尤其擅长民商法和涉外合同审核，好多老师和学生遇到法律问题都找他请教，你不如试试找他帮忙？”
林舟早有耳闻，高育良是汉东大学政法系的资深法学教授，治学严谨、为人低调，不仅课堂讲得深入浅出，实务经验更是极为丰富——听说他早年曾参与过几部重要民事法律的起草研讨，还帮不少企业处理过涉外贸易合同纠纷。只是高教授平时专注于学术与教学，很少参与应酬，性格也偏内敛，想要请他帮忙并非易事。彼时林舟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大一新生，与高育良素不相识，贸然上门求助，心里满是忐忑。但事已至此，他只能硬着头皮，揣着合同原稿和自己标注的密密麻麻的疑问，在一个周三的下午，敲响了高育良办公室的门。
“请进。”门内传来温和而沉稳的声音。林舟推开门，只见高育良正坐在书桌后翻阅资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神情专注。办公桌上堆满了书籍和文稿，墙角的书架上整齐排列着法律专着，整个房间弥漫着淡淡的墨香。看到门口局促不安、双手紧攥合同的林舟，他放下手中的书，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微笑着示意：“同学，有什么事吗？”
林舟喉咙发紧，紧张得声音都有些发颤：“高教授，我是政法系大一的林舟，写了一部小说，国内投稿屡屡被拒，一气之下投到了香江，现在对方愿意签约，但这份合同我实在看不懂，担心里面有陷阱，想请您帮忙审核一下，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说着，他将合同小心翼翼地递了过去，眼神里满是期盼与不安，生怕被直接拒绝。
高育良没有丝毫推诿，接过合同便认真翻阅起来。他逐页逐句地研读，时不时用红笔在条款旁圈点标注，遇到关键内容便停下来，手指轻轻敲击桌面，陷入沉思。办公室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轻响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林舟站在一旁，大气不敢出，手心都冒出了汗，心里默默祈祷能得到帮助。
约莫半个多小时后，高育良放下笔，抬头看向林舟，语气平和地讲解起来：“你看这条版税条款，对方写的‘按实际销量的5%结算’，却没明确‘实际销量’是税前还是税后，也没约定销量核对的方式——以后他们说卖了多少就是多少，你根本没法核实，很容易在结算时吃亏；还有这条版权归属，他们要求‘独占全球发行权’，期限是十五年，这太不合理了，作为作者，你至少要保留内地的发行权，以后有机会还能在国内出版；另外，违约责任条款只约定了你单方违约的赔偿，却对报社逾期出版、擅自修改内容的责任只字未提，这是典型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一旦出现问题，你根本没有维权依据。”
高育良一边说，一边用红笔将问题条款一一划出，还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涉外经济合同法》，翻到相关章节，结合条款给林舟讲解背后的法律依据。他没有摆教授的架子，语速不快，条理清晰，每个知识点都讲得通俗易懂，让刚接触专业知识的林舟豁然开朗。随后，他又给出了具体的修改建议：“你可以要求将版税明确为‘税后实际销量的8%’，并约定每半年提供一次销量明细，允许你委托第三方核对；版权方面，只授予对方五年的香江、澳门及东南亚地区发行权，内地发行权归你所有；违约责任必须对等，若报社违约，需按预计稿酬总额的两倍赔偿，若擅自修改稿件，需书面道歉并承担相应损失。”
林舟拿着标注得密密麻麻的合同和记满笔记的本子，听得极为认真，心中的焦虑一扫而空。他没想到高育良不仅愿意帮忙，还讲解得如此细致，甚至主动提供法律依据，连忙鞠躬道谢：“高教授，太感谢您了！如果不是您，我肯定要吃大亏了。您占用了这么多时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您。”
高育良摆了摆手，笑着说：“不用谢，你一个大一学生能写出小说还敢投稿香江，这份勇气和坚持很难得。做学问和写文章一样，都要讲究严谨，签合同更是如此，一字之差可能就是天壤之别，以后遇到这类问题，一定要多留心，不懂就问，别轻易签字。”他顿了顿，又补充道，“如果对方不同意修改，也不用勉强，好作品总会有机会的，别为了出版就委屈自己，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最重要。”
按照高育良的建议，林舟给香江报社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回信，详细列出了修改意见，并附上了相应的法律依据。起初对方态度强硬，认为林舟只是个内地新人，没资格提修改要求，甚至在回信中表示“要么按原合同签约，要么放弃合作”。林舟没有退缩，想起高育良的鼓励，他再次写信，据理力争，逐一驳斥了对方的不合理要求，明确表示“权利义务对等是合作的基础，若无法达成一致，只能放弃合作”。
或许是林舟的坚持起了作用，也或许是报社不愿错失一部有潜力的作品，最终，对方拗不过，同意了大部分修改意见，双方通过书信往来反复磋商，顺利签下了合同。小说出版后，凭借精彩的情节和独特的视角，在香江市场反响热烈，报纸连载版的阅读量居高不下，实体书也登上了当地的畅销书排行榜，林舟不仅获得了一笔可观的稿酬，还收到了不少读者的来信，甚至有其他出版社主动联系他，希望能签下内地发行权。
这件事之后，林舟对高育良愈发敬重，时常会主动去听他的课，哪怕不是自己的必修课，也会提前占座。课后他会带着整理好的问题，找机会向高育良请教，从法学专业知识到人生理想，无话不谈。高育良也很欣赏这个勤奋好学、懂得感恩、有韧劲的年轻人，不仅在学业上悉心指导，还在他面临人生选择时给出了中肯的建议。
五年后，高育良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时任省政法委书记的梁群峰，正着手整顿政法委系统作风，急需一批懂法律、业务精、品行正的骨干充实队伍。经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举荐，梁群峰了解到高育良的学术功底和实务能力，亲自出面将他调入省政法委，担任办公室主任。这是高育良从政的起点，梁群峰对他寄予厚望，不仅委以重任，还时常在工作中指点迷津，将其视作重点培养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