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里热得像个蒸笼。
三百多人挤在县学大堂，人挨着人，汗味、旱烟味、还有不知谁带来的干粮的馊味，混在一起，沉甸甸地压在空气里。窗户全开着，但风很小，只把挂在墙上的标语吹得轻轻晃动——标语是红纸黑字，墨还没干透，有几处洇开了，字变得胖乎乎的。
楚风坐在主席台侧后方，这个位置能看到全场。他面前放着个粗瓷茶杯，茶是陈年的老茶叶，泡出来汤色发黑，浮着几片碎末。他没喝，只是把杯子握在手里，感受着那股烫劲儿透过瓷壁传过来，烫得手心发红。
台上，赵刚正在讲话。声音透过自制的铁皮喇叭，有点失真，嗡嗡的，像隔着层棉被。
“……所以，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政权，兼顾各阶层利益，发展生产，改善民生……”
话很标准，是延安那边传来的调子。台下大部分代表听得认真，尤其是那些学生和知识分子代表，不少人拿着小本子在记，铅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细细密密的。
但也有人打哈欠。
是个老农代表，坐在第三排靠过道的位置。他穿着件对襟的粗布褂子，洗得发白，肘部补了两块深色的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他先是眯着眼，头一点一点的，像鸡啄米。然后嘴巴慢慢张开，打了个无声的哈欠，露出几颗稀疏的黄牙。
打完哈欠，他悄悄从怀里掏出个小布袋，从里面捏出点烟丝，又摸出张裁好的纸条，开始卷烟。手指粗，动作笨拙，烟卷得松垮垮的，烟丝从两头漏出来，掉在膝盖上。
他旁边坐的是个工人代表，四十来岁，脸上有被炉火熏出的暗红色。工人代表碰了碰他胳膊，压低声音：“老哥，认真听。”
老农代表“哦”了一声，把没卷好的烟塞回口袋，手在膝盖上搓了搓，搓掉烟丝。然后他挺直腰板，眼睛盯着台上，但眼神是散的，焦点不知落在哪里。
楚风看见了，没说话。
赵刚的讲话接近尾声。他合上讲稿，扶了扶眼镜：“……”
掌声稀稀拉拉的。
走上台的是个年轻人，二十七八岁，穿着身中山装——中山装是旧的，但洗得很干净，熨得笔挺，在一群灰扑扑的衣着里格外显眼。他叫徐明，是从上海回来的留学生，据说在外国学过经济学。
徐明没拿讲稿。他站定，清了清嗓子，声音清亮：
“诸位代表，我认为，当前我们的经济政策，必须着眼长远，与国际接轨。我们要建立的是现代化的工业体系，这就需要引入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市场机制……”
他开始讲“凯恩斯主义”，讲“宏观调控”，讲“比较优势”。话里夹杂着英文单词，发音很标准，但台下很多人听不懂。有人皱起眉头，有人低头翻看发下来的材料——材料是油印的，字小，油墨味很重。
徐明越讲越投入，手势也多了起来：
“……所以，我建议，我们应该有限度地开放一部分轻工业领域，吸引外部投资，换取我们急需的技术和设备。同时，在农业上，推广规模化种植，提高商品化率……”
他讲了大概十分钟。
台下很安静。
但那种安静，不是专注的安静，是茫然的安静。像一群人在听天书。
终于，徐明讲完了。他微微鞠躬，额头上有一层细汗，在汽灯的光下闪着光。
赵刚站起来：“徐明同志的发言很有见地。
还是安静。
过了几秒，角落里有人举手。是个小商人代表，经营着一家杂货铺。他站起来，有点紧张，手在衣服上擦了擦：
“徐同志……您说的那个‘外部投资’，是啥意思？是让外国人来咱这儿开厂子吗？”
徐明微笑：“可以这么理解。通过合作，我们可以学到技术，解决就业，增加税收……”
“那他们赚了钱，拿走不？”小商人追问。
“当然会有利润分配。但我们可以通过税收、工资等方式，让利益留在本地……”
小商人张了张嘴，还想问什么，但被旁边的人拉了一下，讪讪地坐下了。
又冷场了。
楚风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很苦，苦得他皱了皱眉。
就在这时。
第三排那个老农代表，慢慢地站了起来。
他站得不太稳，手扶着前面椅背。椅子是长条凳，被他这么一扶，晃了一下，发出吱呀的响声。
全场的目光都转过去。
老农代表似乎没察觉，或者不在乎。他清了清嗓子，声音有点哑，带着浓重的晋西北口音：
“这位……徐同志。”
徐明看着他，保持着礼貌的微笑：“您请讲。”
老农代表挠了挠头，头皮屑飘下来，落在深色的补丁上。他开口，语速很慢，像在田埂上和人拉家常：
“您刚才讲的那些，挺好听的。可俺就想问一件事。”
“您说。”
老农代表转过身，不是对着徐明，而是对着全场。他伸手指着窗外——窗外是黑漆漆的夜，但大家都知道外面有什么。
“俺们村头，有条河。叫柳河。夏天雨水多，河就涨，淹地。冬天没雨，河就干，没水浇地。”
他顿了顿，手放下来，在衣服上擦了擦：
“您说的那个……‘经济规划’，能不能规划规划，让这河夏天不涨，冬天不干？”
会场安静极了。
连呼吸声都听得见。
徐明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说“这是水利工程问题，属于基础设施建设，当然在规划内”，但话到嘴边，看着老农那张被岁月和风霜刻满沟壑的脸，又咽了回去。
老农代表等了几秒，没等到回答。他似乎也不指望回答，只是自顾自地继续说：
“要是能，俺就举手，赞成您的‘规划’。要是不能……”
他没说完。
但意思大家都懂了。
然后他坐下了。坐下时，长条凳又吱呀响了一声。
几秒钟的沉默。
然后——
“说得好！”
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是个工人代表，他站起来，脸涨得通红：“俺们也提一条！厂子里机器老旧，三天两头坏！能不能先规划规划，给换点不总趴窝的机器？”
“对！”另一个农民代表也站起来，“还有牲口！兽医太少！俺家那头驴病了，请兽医走了三十里地，请来驴都硬了！”
“还有路！一下雨就成了泥潭，粮都运不出去！”
“学校的房子漏雨！娃们上课得打伞！”
声音一个接一个，起初还零星，后来就连成了片。不再是提问，是倾诉，是抱怨，是憋了很久的话，终于找到了出口。
会场乱了。
像一锅冷水，突然烧开了，咕嘟咕嘟冒泡。
徐明站在台上，手足无措。他看向赵刚，赵刚皱着眉，正在和旁边人低声说着什么。他又看向楚风——
楚风坐在那里，端着茶杯，脸上没什么表情。
他只是看着。
看着台下那些激动的人，那些挥舞的手，那些涨红的脸。
看着那些具体的、琐碎的、甚至有些“土”的诉求。
然后，很慢地，他嘴角弯了一下。
一个很淡的笑。
几乎看不见。
“安静！大家安静！”赵刚站起来，用力敲了敲桌子。铁皮喇叭被震得嗡嗡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