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明君主不能使百姓安居，慈爱母亲无法抚育子女。）
况于揭竿乌合之徒，亡命归诚之始；倏顺忽逆，朝人暮豕。
（何况那些揭竿而起的乌合之众，亡命来投时本就反复无常，朝为人暮为兽。）
封豕负途，积疑张弧；锯牙钩爪，殪我闳儒。
（如野猪横行道路，猜忌日深终致反目；利齿钩爪，害我贤士。）
赤舌烧城，死有余议；群毁所归，天地易位。
（谗言可毁城，死后犹遭非议；众口铄金，竟使是非颠倒。）
悠悠之口，难可遽胜。
（悠悠众口，一时难以辩明。）
我铭诸石，少待其定。
（今刻此铭于石，以待公论。）
上讯三光，下讯无竞。
（上问日月星辰，下问亘古公理。）
经史百家杂钞题语
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时将文章分为十三类。我稍作调整改为十一类：论着、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杂记这九类，我与姚氏分类相同。赠序类是姚氏所有而我未采用的。叙记、典志两类是我新增而姚氏未列的。至于姚氏原有的颂赞、箴铭两类，我将其归入词赋类下编；碑志类则归入传志类下编。分类次序略有差异，但大体框架相去不远，供后世学者参考比较。
乡间私塾教授古文时若选用《左传》，常被有识之士讥讽。近来一些通晓文章之道的学者编纂古文选集时，不再收录六经文章，以此表示尊崇经典。然而追溯“古文”这一名称的由来，本是为了摒弃六朝骈俪文风而回归三代两汉的文统。如今舍弃经典却妄谈继承古文传统，就如同谈论孝道者只敬父祖而遗忘高祖曾祖，谈论忠义者却说“我只是家臣，岂敢过问国事”，这难道合适吗？我编纂此选本时，每类文章必以六经篇目列于卷首。犹如涓涓细流终要汇入大海，这是理所当然的。
姚鼐编纂《古文辞类纂》时未收录史传文章，理由是史书内容过于庞杂难以尽录。然而我注意到他在奏议类中收录《汉书》达三十八篇，诏令类中收录《汉书》三十四篇，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如今我所编选的文集，特意增采史传文章，故命名为《经史百家杂钞》。
经史百家简编序
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六经典籍毁于一旦。汉代学者搜集残存文献，征召能通晓经义的儒生，对经典进行分章析句的解读，由此产生了章句之学。刘向、刘歆父子在皇家藏书阁校勘典籍，订正文字讹误，考辨版本异同，于是形成了校雠之学。南朝梁代刘勰、钟嵘等人品评诗文优劣，褒贬前代作家，后来学者用朱墨批点标示文章高下，由此开创了评点之学。这三种学问都是文人治学的重要内容。明朝以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内容，我朝沿袭了这一制度。
科举考场有勾画句读的惯例，这还保留着古代章句之学的遗风。考官评定文章优劣时，用朱墨在卷旁批改标记，称为圈点。后世学者不明就里，竟模仿此法来批点古书，满纸大圈密点，弄得字里行间一片狼藉。章句之学本是古人研治经典的大学问，如今却只用于时文批改；圈点本是科举时文的陋习，现在反而用来批注古书。学术流变的荒谬，真是说不尽啊！唯独校雠之学，在我朝达到空前高度。乾隆嘉庆年间大师辈出，他们钻研音韵训诂、校勘典籍，疑难之处如冰消瓦解，成就远超历代前贤。
咸丰十年，我选编经史百家的文章汇成一集，又从中精选四十八篇，抄录成简本赠予弟弟沅甫。沅甫重新誊写一册，请我校订。我便按照自己的见解划分章节，断句分段，同时订正其中错漏，品评文章精华。雅正与通俗并存，优点与不足互见，旨在让家中兄弟子侄们能从中获得启发，不必强求与外人见解一致。
箴言书院记
我在道光戊戌年通过科举入朝为官，当时在京城任职的湖南同乡多为同辈中人。那些在前朝应试、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大多已经离世。唯独少詹事、益阳人胡云阁先生，成为众人敬仰的师长。同乡们常去向他请教道德学问、解决疑难，如同在黑暗中得到明灯指引，众人因此得以不迷失方向。他的贤子润之，也以翰林院编修之职继承父亲美名，在翰林院任职。如今官至兵部侍郎、湖北巡抚，被天下人尊称为宫保胡公的，就是这位润之先生。
胡云阁先生晚年编纂《弟子箴言》十四卷，我曾有幸拜读。这部书从日常洒扫应对的细节，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乃至百家学术精华，无不完备。书中精选古人嘉言，融入自己的见解，言辞浅显而意旨深远，旨在引导学子从小端正学习方向，根据各人才智高低，循序渐进地教导劝勉，最终助其成才。
我曾观察上天造人，真正的上智之才不常见，下愚之人也属少数，芸芸众生大多都是中等资质。中等资质的人，引导向东便往东，引导向西便往西；学习善行便向善，沾染恶习便作恶。起初懵懂无知，不久便放纵欲望，追逐世俗所好。随着年龄增长逐渐习惯，最终成为自然本性。这种影响从一两个人开始，逐渐扩展到整个城市，流传越来越广，最终形成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