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车行驶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窗外的雪山越来越近，仿佛伸手就能摸到。稀薄的空气让发动机有些吃力，沈言放慢车速，看着仪表盘上的海拔数字一点点攀升。周大哥的车跟在后面，时不时用对讲机喊一声：“老沈，慢点，别让发动机太受累。”
“知道了。”沈言笑着回应。这一路结伴而行，周大哥夫妇总把他当老大哥照顾，提醒他添衣服，给他塞抗高原反应的药，连金毛犬“多多”都格外黏他，总趴在他的房车门口摇尾巴。
翻过一个垭口，眼前忽然开阔起来——一片碧绿的草原铺在雪山脚下，牧民的帐篷像白色的蘑菇散落在草地上，一群牦牛正低头吃草，脖子上的铜铃叮当作响。苏晴他们三个背着登山包，正坐在路边的石头上休息，看到沈言的车，立刻挥起了手。
“大爷！周大哥！”苏晴跑过来，脸颊因为高原反应透着不正常的红，“前面有个牧民帐篷，主人邀请我们去喝酥油茶呢！”
沈言把车停好，和周大哥夫妇一起跟着苏晴往帐篷走。牧民是个叫丹增的小伙子，汉语说得不太流利，却热情得很，拉着他们进帐篷，端上热气腾腾的酥油茶和糌粑。帐篷里的火炉烧得正旺，驱散了高原的寒气。
“这是我阿爸，这是我阿妈。”丹增指着帐篷里的两位老人，老人笑着向他们点头，递过来用奶渣做的点心。
陈大姐拿出从上海带来的糖果，分给丹增的弟弟妹妹，孩子们怯生生地接过去，剥开糖纸塞进口里，立刻露出了甜甜的笑。
“你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丹增问。
“嗯，从东边来。”周大哥说，“来看看你们这儿的风景。”
“我们这儿以前很少有外人来，路不好走。”丹增喝了口酥油茶，“现在好了，路修通了，来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牦牛毛、酥油都能卖钱了，阿爸说，这都是国家的政策好。”
沈言望着帐篷外的公路，路面平整，一直延伸到雪山深处。他想起当年顺天军在云贵修路的艰难，士兵们用锄头、扁担，一点点凿开山石，而现在，机器轰鸣着就能把公路修到雪山脚下，让闭塞的高原与外面的世界相连。这大概就是“传承”吧，他当年播下的“通途”种子，如今已长成了参天大树。
下午，丹增带着他们去看转经筒。巨大的转经筒立在山坡上，裹着彩色的经幡，几个老人正用手推着它转动，嘴里念着经文。苏晴拿出相机拍照，丹增笑着说：“转经筒转一圈，就像念了一遍经，能带来好运。”
沈言学着老人的样子，伸出手轻轻推动转经筒。木质的筒身带着岁月的温润，转动时发出低沉的“嘎吱”声，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他不求什么好运，只是觉得，能这样站在雪山下，和陌生人一起做一件简单的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离开牧民帐篷时，丹增给他们装了满满一袋风干牛肉：“路上吃，顶饿。”沈言把房车后备厢里的大米和面粉留给了丹增，周大哥则给老人留下了一些常用药。
“以后还来吗？”丹增问。
“来。”沈言点头，“等草原绿透了，我们来看看你们的赛马节。”
丹增笑着挥手，直到他们的车消失在弯道，还站在原地。
房车继续往西藏走，海拔越来越高，风景也越来越壮丽。雪山仿佛触手可及，湖泊像蓝宝石一样镶嵌在草原上，偶尔能看到藏羚羊从路边跑过，姿态优雅。
苏晴他们三个体力好，常常走在房车前面，遇到好风景就停下来等他们，用对讲机描述着前方的景象：“大爷，前面有个湖，水蓝得像假的一样！”“周大哥，路边有野花开了，黄色的，一大片！”
沈言和周大哥夫妇则慢悠悠地开着车，听着他们的描述，心里充满了期待。这种“有人探路，有人守候”的感觉，比独自旅行多了份踏实。
在一个小镇休整时，他们遇到了更多的旅行者——有骑摩托车的大叔，有骑自行车的年轻人，还有像他们一样开房车的夫妻。大家聚在镇上的茶馆里，交流着路况和见闻，像一群江湖艺人在交换情报。
一个骑摩托车的大叔喝着酥油茶，说自己从新疆骑过来，用了一个月：“以前总觉得西藏远得很，来了才知道，路好走得很，加油站也多，根本不用担心抛锚。”
一个骑自行车的小姑娘接过话：“我爸妈一开始不同意我来，说太危险，我跟他们说，现在咱们国家的治安，晚上在路边搭帐篷都没事，他们才放我来。”
沈言听着他们的话，心里忽然很感慨。他当年为了“安全”二字，付出了多少心血——修长城，驻边军，平叛乱，而现在，一个小姑娘就能骑着自行车，安全地穿越千里高原，这大概就是他当年所有努力的终极意义。
离开小镇的前一天，苏晴突发高原反应，头疼得厉害，脸色苍白。周大哥立刻拿出氧气瓶给她吸上，又找出抗高原反应的药让她服下，沈言则去镇上的卫生院请来了医生。
“没事，就是太累了，休息两天就好。”医生检查后说。
那两天，沈言和周大哥夫妇轮流照顾苏晴，给她熬粥，给她换氧气瓶，大刘和小雅则守在她身边，眼里满是担心。苏晴清醒的时候，不好意思地说：“麻烦你们了，早知道就不逞能了。”
“说啥呢，出门在外，互相照应是应该的。”陈大姐给她擦了擦汗，“等你好了，咱们一起去布达拉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