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取证人员上前，想要按照程序将这作为关键证物的红色羽绒服收走时，高磊像是护崽的猛兽，死死抱住不放，双目赤红地瞪着对方，喉咙里发出野兽般的低吼：“这是我的！这是她的！这是她最喜欢的衣服！你们不能拿走！留给我！求求你们留给我！”
最终，在警方和心理医生的反复劝说下，出于破案的希望，高磊才极度艰难地、一点点松开了手，眼睁睁看着那件红衣被装入证物袋带走，仿佛带走了徐婷最后一点温度和存在的证据。
徐婷下葬后，高磊没有离开这个充满痛苦回忆的地方。他关闭了“婷美服装店”，但也没有转让。他将店铺重新简单装修，开了一家小小的、只售卖油盐酱醋和简单日用品的杂货铺。店铺的格局几乎没有改变，只是货架取代了衣架，商品变成了最普通的生活必需品。
然而，在这间杂货铺最显眼的位置，正对着门口的那面墙上，始终挂着一件崭新的、与徐婷遇害时穿的那件一模一样的红色羽绒服。那是高磊跑遍了白银市所有的商场，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同款。他每天开店的第一件事，就是仔细地擦拭那件挂着的红衣，不让它沾染一丝灰尘。
他自己也几乎变了一个人。不再跑长途运输，终日守着这个没什么生意的小店。身上总是穿着徐婷生前织给他的一件旧毛衣，眼神空洞，常常对着那件红色的羽绒服发呆，一坐就是大半天。有顾客来买东西，喊他好几声，他才仿佛从遥远的梦境中被惊醒，茫然地抬起头，动作迟缓地拿取货物，找零钱时也常常出错。
好心的邻居和亲戚看他年纪轻轻，劝他振作起来，甚至张罗着给他介绍新的对象。高磊总是沉默地摇头，声音干涩而固执：“我等她。她会回来的。她只是……出去买东西了，还没回来。”
在他的卧室里，床头柜上摆着他和徐婷的结婚照。照片上的徐婷，穿着红色的中式礼服，笑得一脸幸福甜蜜，依偎在高磊身边。而高磊的枕头难以入眠的夜里，唯一的慰藉。
半年后，警方在针对徐婷案进行新一轮排查时，再次找到了高磊，希望能从他这里得到更多关于潜在嫌疑人的信息。高磊努力地从巨大的悲伤和混沌中挣扎出来，回忆着案发前几天店里的情况。
“好像……是有一个男的，”他揉着胀痛的太阳穴，声音沙哑，“身高……跟我差不多？可能一米七五左右吧？记不清具体样子了，好像戴着帽子……他手，对，他递钱的时候我看到，手指特别粗糙，指甲缝里……好像有点黑。说话……说话声音有点哑，好像还有点鼻音，闷闷的……他说……他说要修东西，问有没有耐脏的外套……”
这些特征，与之前几起案件中推断的凶手形象部分吻合。然而，当警方问及那张诡异的名片时，高磊却一脸茫然，毫无印象。那张名片被凶手刻意留在了后院，一个高磊当时情绪崩溃状态下根本不会注意到的角落，也未曾被其他早期进入现场的邻居发现。这条凶手留下的、看似最“直接”的线索，反而成了专案组内部一个混乱的谜团。
二零零二年的夏天，专案组会议室。气氛沉闷得如同暴风雨前凝固的空气。窗户开着，但吹进来的风也是热的，无法驱散室内弥漫的焦虑和无力感。
墙上那张巨大的案件线索图，时间轴最终停止在“2年2月5日之后，直到2.2.5，最后一案。名片、螺丝、蓝色工装。凶手，匿迹。”
墙上的线索图被缓缓卷起，那张诡异的名片照片被单独取下，贴在了尘封的案卷最上面，旁边画着一个巨大的、血红色的问号。一个时代，似乎就此落幕。
二零零三年的秋天，白银市公安局那间鲜有人至的物证室。阳光透过高高在上的、布满灰尘的气窗，投射下几道昏黄的光柱，照亮了空气中缓慢飞舞的尘糜。空气里弥漫着旧纸张、油墨以及某种金属和木质混合的、陈旧的气味。一排排高大的、深绿色的铁皮档案柜如同沉默的巨人，矗立在阴影里，守护着无数被封存的秘密和未解的悬案。
赵长河穿着常服，没有警衔标志，显得比实际年龄更加苍老。他手里捧着一个长约半米、宽约三十公分的深灰色铁皮箱，走到了一个年轻警察的面前。铁皮箱看起来很有些年头了，表面的灰色油漆多有脱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铁锈，边角处有明显的磕碰和磨损痕迹，提手也因为长期的握持而变得光滑。
箱子的正面，用白色的油漆清晰地写着两行字：
红衣连环杀人案
1988 - 2002
这个年轻人是陈锐。二十三岁，刚从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分配至白银市公安局刑侦队不久。他穿着崭新的警服，身姿挺拔，眼神清澈而坚定，充满了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抱负。
赵长河将铁皮箱轻轻放在旁边一张落满灰尘的木桌上，打开了那把有些锈蚀的锁扣。箱盖掀开，发出“嘎吱”的声响。
里面的东西摆放得异常整齐，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持有者多年的执着和一丝不苟。
最上面是几个透明的证物袋，分别装着：不同案发现场提取的十字螺丝样本；蓝色工装纤维和那枚来自李玥案的、带着模糊“广”字印记的纽扣；还有那张来自徐婷案的、空白的五金维修名片。
笑脸，最终都凝固成了冰冷的影像。
旁边是赵长河那本着名的黑色侦查笔记，以及专案组历年来的会议记录和排查报告。
在一个特别加固的、内部衬有软垫的小格子里，放着那个最为关键的——来自包头郑梅案现场的“微量生物检材”保存管。林岚当年的嘱托，赵长河一刻也未敢忘记。
而在箱子的最底层，在一个用柔软绒布包裹着的小盒子里，静静躺着一枚小巧的、珍珠白的发卡。那是当年张敏遇害时，头上别着的、母亲王秀兰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后来，王秀兰将它送给了赵长河，说是留个念想，希望他别忘了小敏。
“小陈，”赵长河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和沉重，“这个箱子……我跟了它十五年。从二十八岁，到四十三岁。里面的每一个名字，每一件东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没破……是我这辈子的遗憾，心里头……最重的一块石头。”
他的手指拂过那些冰冷的证物，最终停留在那个微量生物检材的保存管上，指尖微微颤抖。
“林法医，还有警校的那些专家都说，未来的刑侦，得靠技术。这个东西，”他指着那根小小的管子，眼神里重新燃起一丝微弱的光，“林法医当年拼着命保存下来的，她说……未来可能有用。你一定……一定要想办法，好好保存下去。或许……或许哪天，技术就到了那一步了。”
陈锐郑重地点头，伸出双手，接过了那个沉甸甸的铁箱。入手的分量，远超他的想象，那不仅仅是金属和纸张的重量，更是十五年时光、无数人的期望、以及未能昭雪的冤屈的总和。他看着赵长河花白的鬓角和布满血丝、却依然带着不甘的眼睛，感到一股热血涌上心头，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赵叔，”陈锐的声音年轻，却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坚定，“您放心。这个案子，我记住了。只要未来的技术允许，只要我还在这个岗位上一天，我就一定会想办法，重启调查，解开这里的秘密。我向您保证，一定给那些受害者……还有您，一个交代！”
赵长河看着眼前这个眼神清澈而坚定的年轻人，仿佛看到了很多年前，那个同样满怀热血和信念的自己。他伸出粗糙的手，重重地拍了拍陈锐的肩膀，嘴唇动了动，似乎想再说些什么，最终却只是化作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
他最后深深地看了一眼那个打开的铁皮箱，目光掠过那枚珍珠发卡，掠过那些泛黄的照片，然后毅然转过身，步履有些蹒跚地，向着物证室门外那片昏黄的光线走去。他的背影在堆积如山的档案柜投下的阴影中，显得格外孤独、落寞，仿佛一个时代的落幕，一个未竟使命的终结。
陈锐默默地看着赵长河消失在门口，然后低下头，小心翼翼地合上铁皮箱的盖子，锁好。他拿起那个装有微量生物检材的管子和那枚珍珠发卡，仔细地看了看，仿佛要将这份沉重的托付刻进心里。随后，他将整个铁皮箱稳稳地抱起，走到了外面分配给自己的办公桌前，弯下腰，将它郑重地、稳妥地放在了办公桌下的最深处。
那里，将是他守护这个秘密、等待时机的新起点。尘封的物证陷入了沉睡，但希望的火种，已然传递到了新一代的手中。漫长的、等待技术曙光的岁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