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松笑着摆摆手，接过王大娘递来的一碗热茶，道了谢。他没有过多寒暄，直接拿出了赵卫国的那本行医日志的复印件，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上面的记录问道：“王大娘，我们不进屋打扰产妇和孩子了。就想跟您再核实一下，这上面记着，2012年11月30号，那天雪下得很大，赵卫国赵大夫，是不是来您家，给您儿媳妇接生了？”
王大娘一听这话，立刻拍了下大腿，声音洪亮而肯定：“可不是嘛！就是那天！哎呀，我记得清清楚楚，那雪下得，封了路，车都走不了。赵大夫是真好心啊，踩着那么厚的雪，深一脚浅一脚走着来的！从下午两三点钟就到了，一直忙活，我儿媳妇是头胎，不好生，赵大夫就一直在旁边守着，鼓励她，教她怎么用力……”
她说着说着，眼眶有些湿润：“那时候我们都快急死了，路上积雪太厚，120救护车根本进不来。要不是赵大夫冒着大雪走来，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事。他一直忙活到后半夜，快天亮了，孩子才生下来，是个大胖小子！赵大夫累得够呛，就在我们家外屋那个小炕上歇了会儿，天亮了雪小了点才走的。”
王大娘的语气突然激动起来：“你说说，他那天晚上一整夜都在我们家忙活接生，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跑去害孙老师呢？这绝对不可能！”老人的话语带着农村特有的质朴和肯定，不容置疑。
李雪在一旁，仔细翻看着那本原件行医日志。纸张边缘已经有些泛黄，但上面的字迹一如既往的工整清晰，记录着：“2012年11月30日，赴邻村（柳沟）为王某接生。大雪，路难行。产妇初产，进程缓慢，于次日凌晨4时15分顺产一男婴，重6斤8两。母子平安。”在旁边，还有一个小小的签名区和手印区，上面有王大娘当时作为家属的确认签字和红手印。
王大娘甚至还翻箱倒柜，找出了当时包给赵卫国的那个“接生红包”的存根，上面同样有赵卫国的亲笔签名和日期。红包的金额是200元，在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子里，这已经是一份相当厚重的心意了。
李雪抬起头，对张劲松轻轻点了点头，语气确定：“孙德山被报的时间，就是2012年11月30日晚上到12月1日凌晨这段时间。赵卫国拥有完整、可靠且有多人证实的不在场证明。他的嫌疑，也可以排除了。”
张劲松深吸了一口寒冷的空气，又缓缓吐出。三条看似最有希望的线索，至此，全部中断。他望着远处积雪尚未融化的山峦，心情格外沉重。这个结果既让人松了口气，又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真凶仍然逍遥法外，而且比他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
所有的焦点，最终被迫重新聚焦到最初，也是最原始的物证和资金流向上。县银行的风控中心里，气氛截然不同。巨大的电子屏幕上，复杂的金融数据流不断滚动。赵磊和一名银行的风控专员坐在电脑前，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调取着一系列令人心惊的流水记录。马国栋站在他们身后，如同蛰伏的猎豹，眼神锐利地扫过屏幕上每一个跳动的数字和标注。
“马队长，您看这里——”风控专员用鼠标将六个不同的账户流水并排显示，并用醒目的红色标注出特定的交易记录，“这六张卡，都属于那六位受害老人。我们从2010年12月，也就是第一名受害者赵老栓后开始追踪。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出现了：从他们被报失踪的那个月开始，这些卡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取款记录，金额在500到1000元之间，从不超出1000元这个触发银行大额交易监控的阈值。”
他放大其中一个账户的流水细节：“以陈满仓的账户为例，去年12月低保金到账1850元，三天后取走800元；今年1月到账1850元，三天后取走700元；2月到账1850元，三天后取走900元...每次取款金额都不固定，但都在这个区间内，而且都是在低保金到账后的第三个工作日。”
赵磊补充道：“我们统计了六个账户的所有取款记录，从2010年12月到今年2月，总共发生了二十八次取款，每次都严格遵守这个规律。取款地点...”他切换了屏幕视图，显示出几个At机的地理位置图，“都集中在与我们县交界的邻县的三个At机上，这三个网点相对偏僻，人流较少。”
马国栋俯身细看地图上的标记，三个取款点呈三角形分布，都位于两县交界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交通便利但又相对隐蔽。“凶手很会选地方。”他沉声道。
赵磊紧接着调取了这些At机在对应时间点的监控录像片段。画面不算特别清晰，但足以辨认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取款人。每次都是男性，身高体态相似，穿着那件熟悉的、深蓝色的工装上衣，头戴一顶压得很低的鸭舌帽，脸上戴着严实实的口罩。他全程低着头，刻意回避着各个角度的摄像头，甚至在操作At机时，都会先用戴着手套的手，看似无意地拂过摄像头下方，似乎是在确认位置和角度。
“马队，你看这段录像，”赵磊播放了最近一次取款的监控视频，“这是今年2月5日上午7点32分，在邻县青山镇农信社At机的记录。整个过程只用了47秒，动作干净利落。取完钱后，他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在门口停留了几秒钟，观察四周情况，然后快步走向旁边的小巷。”
视频中的男子步伐稳健，身形挺拔，虽然看不到面容，但从走路的姿态可以判断是个中年人。他选择的取款时间正值清晨，街道上几乎空无一人。而且每次取款，他都会选择不同的At机，但始终在这三个网点之间轮换。
风控专员调出一份分析报告：“我们做了行为分析，这个人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他不仅避开了所有主要摄像头，连取款金额都经过精心设计。每次取款都不超过1000元，这样可以避免触发银行的大额交易预警系统。而且他选择的时间点也很讲究，要么是清晨人迹罕至之时，要么是深夜，完美避开了人流高峰期。”
马国栋的手指，重重地点在屏幕上那个模糊但极具威胁的身影上，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种洞穿了迷雾却又面对更坚硬壁垒的冷峻：“目标明确，就是这些独居老人手里那点微薄但稳定的低保金。手法老练，充分利用了乡村管理的漏洞和亲属关系的疏离。心思缜密，不仅成功作案多年，还懂得伪造现场、散布流言、甚至给我们留下误导性的线索嫁祸他人...这不是普通的仇杀，这是标准的、冷血的职业作案！”
之前所有的纷乱线索——温热的茶水、整齐的冻梨、散播的流言、看似指向明确的纽扣和钉锤——此刻都在这个结论下，显露出了它们真实的、作为“烟雾弹”的本质。凶手就像一个狡猾而残忍的猎人，不仅精准地选择猎物，还精心布置了陷阱，误导着追捕者的方向。
赵磊调出所有取款记录的时序图，二十八个红点在不同At机之间规律地跳跃着，形成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模式：“这个人对银行的监控系统、对乡村的生活习惯、对老人的经济状况都了如指掌。我怀疑他可能有过相关从业经历，或者做过大量准备工作。”
案件的性质，在这一刻，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从围绕个人恩怨的“仇杀疑云”，彻底转向了针对社会最脆弱群体的、系统性的“职业掠夺”。真正的对手，不再是某个情绪失控的熟人，而是一个隐藏在暗处，经验丰富、心思缜密且极度危险的职业罪犯。
马国栋直起身，环顾办公室里每一个人的面孔，语气坚定：“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调整侦查方向。重点排查有金融从业背景、熟悉乡村环境、年龄在35到45岁之间的男性。同时要对这三个At网点进行布控，我就不信，这个下次取款时，我们还能让他溜走！”
窗外，天色渐暗，县公安局的灯光却依然通明。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狡猾对手，侦查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