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刘艳家属吧，”张建军的声音有些沙哑，对小李说，“我去一趟罐头厂。你留在这里，配合老王把尸体运回县局。现场再仔细筛一遍，任何可疑的东西都不要放过，头发丝、纤维、烟头，什么都行。”
小李用力点头。
张建军站起身，腿有些发麻。他走出砖窑，潮湿闷热的空气再次包裹了他。警戒线外，人群又多了些，嗡嗡的议论声像夏日的蚊蝇，驱之不散。他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都是镇上的居民，此刻他们的眼神里，除了恐惧，似乎还多了些别的——猜疑？审视？不信任？
他知道，刘艳的死，像一块巨石投入青藤镇这潭表面平静的湖水，激起的涟漪，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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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点左右，雾气基本散尽，太阳终于露了脸，却是白晃晃的，有气无力，晒在人身上非但不暖和，反而蒸腾起地面残留的水汽，更加闷热难当。
镇口的老槐树下，那家由旧民居改建的杂货店，成了消息传播的中心。店面不大，门楣上挂着一块掉了漆的木牌子，隐约能看出“为民杂货”四个字。门口用长条石垫着，摆了几个沾着泥土的西瓜和一堆绿皮冬瓜。敞开的门里，光线昏暗，货架上密密麻麻摆着酱油瓶、醋坛子、散装的饼干糖果、成摞的作业本、廉价的塑料玩具，最里面的柜台上，摆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正播放着县广播站夹杂着电流噪音的节目，一会儿是革命歌曲，一会儿是养猪知识讲座。
店里此刻挤着七八个人，大多是附近闻讯赶来的家庭主妇和老人，还有两个刚卸完货、蹲在门口台阶上抽烟歇脚的板车工。
“我的老天爷啊，听说了吗？老砖窑那边出人命了！”一个穿着碎花短袖衫、头发烫着小卷的胖大妈第一个开口，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尖利。她是镇东头的赵婶，有名的“消息灵通人士”。
“真的假的？谁啊？咋回事？”旁边一个干瘦的、颧骨很高的吴婆婆立刻凑过来，眼睛瞪得溜圆。
“还能有假？我家那口子早上拉粪车经过那边，亲眼看见警车和警察了！拉起了黄带子！说是……”赵婶刻意压低了声音，但足以让店里每个人都听清，“罐头厂的一个女工，叫刘艳！死得那叫一个惨哟！脖子给掐得紫黑，裙子都给撕烂了！”
“刘艳？是不是老刘家那个闺女？长得挺水灵的那个？”一个正在挑选酱油的品牌的中年妇女回过头，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不能吧？那姑娘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可有礼貌了！”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蹲在门口的一个板车工往地上啐了口唾沫，接过话头，“没准是自个儿在外头招惹了不三不四的人！要不咋就死在那没人去的破窑里？”
“胡咧咧啥呢！”吴婆婆不满地瞪了板车工一眼，“那闺女我看着长大的，本分着呢！肯定是外头来的坏种！流窜犯！咱青藤镇多少年安安稳稳的，哪出过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就是就是！”赵婶附和道，“我还听人说……唉哟，说出来都怕吓着你们！”她故意卖了个关子，等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她身上，才用带着颤音的语调说，“那姑娘大腿上，还给凶手用刀划了个大叉子！血糊糊的！这是有多大仇多大怨啊！”
“啊——！”几个女人同时发出低低的惊呼，脸上血色褪去。
“十字疤？这不是……这不是旧社会那些杀人魔才干的事吗？”一个年轻些的小媳妇抱紧了怀里咿呀学语的孩子，声音发抖。
“造孽啊……真是造孽……”吴婆婆喃喃念叨着，手里捻着的佛珠转得更快了。
店里的气氛压抑而惊悚，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收音机里恰好播完一段音乐，传来滋滋的电流杂音，显得格外刺耳。
“老板，来包烟。”
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响起，像砂纸磨过木头。说话的是站在柜台最里面阴影处的一个人。他刚才一直背对着众人，在整理货架最上层那些积了灰的库存，此刻转过身来，伸出胳膊。
那是杂货店老板。没人知道他具体叫什么，大家都叫他“老陈”或者“陈老板”。他看起来五十多岁，个子不高，有点驼背，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汗衫。他的脸很普通，是那种扔进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长相，皮肤是常年不见阳光的苍白，眼角和嘴角有深深的皱纹。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手。骨节粗大，皮肤粗糙，右手手背上，从虎口一直延伸到手腕，有一道长长的、泛着惨白色的旧疤痕，像一条僵死的蜈蚣趴在那里。此刻，这只带疤的手，正从柜台里摸出一包红塔山香烟，递向要烟的人。
那包红塔山放在货架最里面、最不起眼的位置，不像其他廉价的“大前门”、“飞马”烟那样摆在显眼处。
要烟的是门口另一个板车工，他递过皱巴巴的毛票，接过烟，迫不及待地拆开，抽出一支点上，深深吸了一口，似乎想用尼古丁压压惊。
“都少说两句吧。”陈老板的声音依旧沙哑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他接过赵婶递来的酱油瓶子钱，低头放进抽屉里。“人死都死了，警察会查的。别在这儿瞎猜，传出去不好，还吓着孩子。”他说话时，眼睛似乎扫了一眼那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媳妇。
他的语气没有责备，也没有劝慰，只是一种平淡的陈述，却带着一种莫名的、让人不好再继续聒噪的力量。
赵婶似乎有点讪讪的，撇了撇嘴，拎起酱油瓶。“走了走了，回去做饭。”
其他人也像是被这平淡的话驱散了某种聚集的邪气，纷纷拿起买好的东西，低声议论着，陆续离开了杂货店。那个抽着红塔山的板车工也拍拍屁股，和同伴一起拉着空板车走了。
店里瞬间冷清下来，只剩下收音机里咿咿呀呀的戏曲声，还有一个刚放学跑来买铅笔的小学生。
陈老板给小学生拿了铅笔，收了钱。等小学生蹦跳着离开后，他走到门口，抬头看了看白晃晃的日头，眯起了眼睛。然后，他伸手拉下了那扇半旧的绿色木质卷帘门，只留下底部一条二十公分高的缝隙通风。
卷帘门哗啦啦的响声在突然安静的街道上显得格外突兀。阴影落在他脸上，将他大半张脸埋在昏暗里，只有那道手背上的疤痕，在门缝透进的光线里，反射着一点微弱的、冰冷的光。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慢慢走回柜台后，拿起那块灰扑扑的抹布，开始一下、一下，极其缓慢、用力地擦拭着光洁的柜台面。仿佛那上面沾了什么看不见的、令人极其厌恶的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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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军在罐头厂没有得到太多有用的信息。刘艳的工友和车间主任都说她是个内向、老实、不爱说话的女孩，干活勤快，从不惹是生非。昨晚她上中班，晚上十点下班，和同宿舍的两个女工一起回的集体宿舍。据室友说，刘艳回去后洗漱完就上了床，看上去有些疲惫，但没什么异常。她们睡着后，就不知道刘艳什么时候离开的了。没人听到动静。
刘艳的父亲刘铁柱，在听到女儿死讯的瞬间，这个五十多岁、像铁墩一样结实的汉子，直接瘫倒在地，捶胸顿足，哭得撕心裂肺，几次背过气去。她母亲更是当场昏厥。面对张建军的询问，刘铁柱只会反复念叨：“我闺女不会得罪人……她胆子小……哪个天杀的害我闺女啊……”提供不了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中午，县局那边老王传来了初步的尸检和化验结果：刘艳确系机械性窒息合并安眠药作用死亡；体内精液样本经初步检测，为A型血分泌型；现场提取的鞋印石膏模型已做好，确认是42码回力牌运动鞋前掌部分；安定药瓶来源在追查，镇卫生院和唯一一家私人诊所近期开出的安定片处方很少，正在核对；药瓶上未能提取到除刘艳外第二人的完整指纹。
下午，张建军召集所里仅有的四名干警开了个简短的会。气氛沉重。
“案件性质极其恶劣，强奸、杀人，还有……那个标记。”张建军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下一个大大的“X”，“凶手非常残忍，且可能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现场留下的直接线索有限。”
“所长，会不会是熟人作案？”一个老民警说，“不然刘艳怎么会半夜跟人去那种地方？还吃了安眠药？”
“也可能是被胁迫的。”另一个民警提出不同看法，“或者凶手以某种理由骗她去的。那个药，也可能是凶手强行灌下的。”
“鞋印范围太广了。”李卫国指着黑板上的“42码回力鞋”，“镇上穿这个型号鞋子的男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怎么排查？”
“先从有劣迹的、有骚扰妇女前科的人查起。”张建军沉声道，“还有，重点查最近谁买过安定片，谁有途径弄到这种药。以及……所有可能与刘艳有过接触的男性，尤其是A型血的。走访要细致，但不能打草惊蛇，更不能引起恐慌。”
他知道这些措施如同大海捞针。但他没有更好的办法。技术手段的匮乏，线索的模糊，像两道无形的枷锁，牢牢捆住了他们的手脚。
散会后，张建军独自站在派出所二楼的窗户前，望着楼下渐渐被暮色笼罩的街道。炊烟袅袅升起，空气中飘来饭菜的香味，偶尔有自行车铃铛声和大人叫孩子回家吃饭的呼喊声传来。这原本是青藤镇最寻常、最安宁的黄昏景象。
但今天，不一样了。
他仿佛能看到，那看似平静的街道下，恐慌如同黑色的墨汁，正在无声地洇开，渗透进每一户人家的门窗缝隙，爬上每一个镇民的心头。人们锁门会更早，看陌生人的眼神会带上一丝警惕，夜晚的街道会更快地空无一人。父母会紧紧看住自家的女儿，尤其是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
而那个凶手，此刻可能就在这镇上的某个角落，混迹于这些看似普通的居民之中。他或许正端着饭碗，看着新闻；或许正和别人一样，对刘艳的惨死表示震惊和惋惜；又或许，他正躲在暗处，回味着自己的“杰作”，甚至……在策划着下一次。
那个刻在刘艳大腿上的“X”，不仅是一个伤口，一个标记，更像是一个无声的挑战，一个抛向青藤镇、抛向警方的挑衅。
张建军握紧了拳头，指节发白。
他知道，这场雾，虽然散了，但另一场更浓重、更危险的迷雾，已经彻底笼罩了青藤镇。而他，必须带领手下这几个有限的警力，在这迷雾中，找出那条隐藏在黑暗中的毒蛇。
夜色，终于完全降临。青藤镇的灯火次第亮起，却比往常显得稀疏、黯淡，仿佛也带着惊魂未定的战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