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叔叔，我的耳朵不知咋的一下响的可厉害了，你给我治一治吧！
这个好办，来坐下来，我给你看一下。
张大夫总会由着他那南方人的小个子，操着浓烈的湖南话那样说。
然后由着他那深沉的，鼓的和死人眼一样的清白脸，似笑非笑地表现。
就像他更知道人人站在这样的位置，应该去怎样生活一样。
就像这样的生活，更早地告知他什么是水上，什么是水下一样。
我见过他对待谁都是这样。
只有在对那些能用的着的人的时候，他的嗓子里会发出他总想闭，但闭不住的颤音。
但在这颤音的背后，则可能会更用心的一些。
就像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一样。
他拿着那个大耳勺在我的耳朵里掏来掏去，不知在掏什么。
好着呢，啥都好着呢，可能是中耳炎，去开两瓶庆大霉素，灌到耳朵里边就好了。
我回到家中，我那么 迫不及待的想让自己耳朵好，我同时心中存着自信，但我又有着不相信任何人的怀疑，在我无奈中，我把庆大霉素灌到了耳朵里。
这真的不罐，还响，这一罐，耳朵里边彻底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了，一下闷死了。
我的心情一下沉落到了海底，但我又在睡觉起来之后之时，我依然要罐，就像我只要还活着，还有气我就要去试，两瓶药水灌完了，我的耳朵也彻底听不着了。
家中的灾难真的就像祸水一样泼来。
在我的病开始没完没了的时候，父亲在跟着别人去打猎，一枪打倒了三个孩子。
这一枪，一下把我们家打热闹了。
我们家从未来过这么多的人，屋里挤的满满的人不说，就连整个楼梯都是人。
我的母亲在迅速地哭天抹泪之际，又那么立刻的止住了眼泪，就像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拥有几个关心我们，给母亲出主意的专家。
这么多人能管得过来吗？把他们都弄到招待所去，像这样的事，咱们私人管，多费劲，有厂领导，有国家，有公检法，还愁断不出个理吗？
我的母亲完全没有主见，就像她只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