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了封二的“跟屁虫”。
他耕地，我就跟着学握锄头的姿势，练了整整三天，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才算勉强能把土翻得均匀；他选种，我就蹲在储藏室里，跟着他挑拣种子，学习分辨饱满度、光泽度，甚至要记住不同品种的特性——“这是‘金穗1号’，抗倒伏，但成熟期长；那是‘矮脚青’，早熟，可产量低”；他播种，我就跟着拉线、挖穴，严格按照“行距一尺五，株距一尺”的标准操作，稍有偏差，就会被封二纠正：“间距太密，苗长不开；太疏，浪费土地。种地，讲究的就是个分寸。”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学“看天”。
封二说，农民就是靠天吃饭，能看懂天气，就能少遭灾。
有一次，午后的天空突然阴沉下来，我以为要下雨，赶紧收拾农具准备回家，却被封二拦住：“别急，这雨下不下来。你看西边的云彩，是‘鱼鳞云’，看着吓人，其实是晴天的兆头。”
果然，没过多久，太阳就重新出来了。
还有一次，夜里我被雷声惊醒，想跑去田里看看刚种下的豆子，封二却拉住我：“不用去，这雷是‘干雷’，没雨，反而能杀死土里的虫子。”
这些看似“玄学”的经验，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次次得到验证。
我开始明白，所谓的“经验”，不过是老农民们把千百年的观察和实践，浓缩成了最朴素的判断标准。
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标准，内化成自己的“本能”。
有一天，我跟着封二去田里查看玉米苗。
走到地头，封二突然停住脚步，指着一株玉米苗说：“你看这苗，叶子发黄，边缘卷曲，是缺氮了。”
我凑近一看，果然和其他绿油油的玉米苗不同，这株苗的叶片毫无生气。
封二从兜里掏出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腐熟的农家肥，抓了一把撒在玉米苗根部，又用土轻轻盖住：“农家肥比化肥好，温和，还能养土。等过几天，你再来看，它就能赶上其他苗了。”
我蹲在地里，看着那株发黄的玉米苗，忽然想起自己在实验室里的经历——当时我发现生菜倒伏，只想着调整灌溉量，却忽略了土壤肥力的变化。
如果那时我能像现在这样，懂得“看苗识肥”，或许就不会失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种植技巧越来越熟练。
从耕地、选种、播种，到施肥、灌溉、防治病虫害，每一个环节，我都能独立完成，而且很少再犯基础错误。
封二看着我的进步，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有时候还会把村里的年轻人叫来，让我给他们讲种植技巧——当然，我只讲从封二那里学来的“老法子”，绝口不提什么“科技”“算法”。
这天傍晚，我和封二坐在田埂上，看着夕阳把田野染成金色。
玉米苗已经长到了膝盖高，绿油油的叶片在风中摇曳，生机勃勃。
封二掏出旱烟袋，点燃后抽了一口，慢悠悠地说：“大脚，你现在种庄稼的本事，已经不比我差了。以后这片地，交给你，我放心。”
我看着封二眼角的皱纹，忽然有些感慨。
这段时间的学习，我收获的不仅是种植技巧，更是对土地的敬畏——我终于明白，种地不是简单的“播种-收获”，而是与土地的对话，与自然的共生。就像封二说的：“土地是活的，你对它好，它才会对你好。”
但是，我知道，在这年月，光是种田，是过不了好日子的。
我得进城。
我联系了一个人，郭龟腰。
郭龟腰在咱村是没地的，他要生活，就跑城里当一个小脚商。在外面，他穿草鞋，布鞋，在村里，他反而穿了一双皮鞋子。
他这日子，靠的就是在城乡之间。
倒买倒卖。
对于县城，倒也十分熟悉。
和郭龟腰在一起，至少不会走丢了。
告别封二的那天，我站在田埂上，深深鞠了一躬。
这是对大地的敬畏。
我攥着衣角跟在郭龟腰身后，鞋底碾过青石板路的声响，混着远处洋人的叽里呱啦，在耳朵里嗡嗡打转。
这是我头一遭进县城，来时在驴车上晃了半个时辰，此刻脚底板还发飘，却被眼前的景象勾得忘了累——街两旁的铺子一间挨着一间，朱红的门板敞开着，绸缎庄的幌子绣着金线，粮油铺的麻袋堆得比人高，连空气里都飘着点心铺传来的甜香，这是在村里闻所未闻的味道。
“跟紧点，别丢了！”
郭龟腰回头喊我，他常年替村里的药铺跑县城，熟门熟路得很，脚步迈得又快又稳。
我赶紧小跑两步跟上，目光却被斜对面铺子前的洋人勾了去。
那洋人穿着挺括的黑色短褂，头发黄得像晒干的麦秸，鼻梁高得能架起磨盘，正指着柜台上的玻璃花瓶比划，掌柜的弓着腰赔笑，手里的算盘打得噼啪响。
郭龟腰顺着我的目光瞥了一眼，撇撇嘴：“洋人的物件中看不中用，咱们先办正事。”
说是办正事，其实是郭龟腰要给药铺采买当归，顺带带我认认路。
他领着我穿街过巷，每过一个路口就停下，指着路牌念叨：“这是东门大街，往前是城隍庙，往右拐能到码头，记住了？”
我使劲点头，把那些陌生的街名往脑子里塞——以前总听村里老人说县城大得能让人走丢，可真走起来，倒也没那么吓人，无非是把村里的田埂换成了石板路，把各家的院墙换成了铺子的门面。
路过一家杂货铺时，我脚步顿住了。
铺子门口的木架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物件：锃亮的铜壶、编得细密的竹篮、还有几柄闪着寒光的刀子。
我盯着其中一把最顺眼的，那刀子比村里砍柴的柴刀小些，刀身窄而尖，刀柄是深色的木头，握在手里刚刚好，刀刃上的光晃得人眼睛发花。
“想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