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美惠的家在苓雅区一栋四层老旧公寓的三楼，阳台的铁窗锈蚀严重，外墙磁砖因长期潮湿而斑驳脱落。作为一名退休历史教师，她的住所堆满了书籍——不仅是书架，连走道、餐桌、甚至部分地板都被书山占据，只留下勉强通行的狭窄路径。
下午两点十分，门铃声响起。王美惠从一堆泛黄的日据时期档案中抬起头，推了推老花眼镜。她今年七十三岁，头发全白但梳理得一丝不苟，身穿简单的棉质衬衫和长裤，手腕上戴着一串木制念珠。
透过猫眼，她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站在门外，神色紧张，不断左右张望。
“哪位？”她没有立即开门。
“王老师吗？我是李振文，周世昌先生介绍来的。”门外的男人压低声音，“关于...关于您收藏的一片特殊鳞片。”
王美惠的心脏漏跳了一拍。她确实收藏了一片黑色鳞片，那是五年前在六龟乡一个旧货市场淘到的，卖家说那是“山地人的古董”。作为一名专精台湾原住民历史的学者，她自然知道排湾族的太阳卵生神话，但从未将那鳞片与保龙传说直接联系起来——直到三天前，她开始做那些奇怪的梦。
“周世昌怎么没来？”她问，手悄悄伸向门后的木棍。独居老人的必备防身工具。
“他...不方便，”李振文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王老师，请开门。事情很紧急，关乎您的安全。”
王美惠犹豫片刻，还是打开了门锁，但挂上防盗链，只留一条缝隙。“什么鳞片？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李振文举起左手，拉起袖子，露出那个首尾相连的蛇形印记。在走廊昏暗的光线下，那印记似乎在微微蠕动，像活物般盘踞在他皮肤上。
王美惠倒吸一口冷气。“你也有...”
“您也有，对吗？”李振文急切地问，“手腕上，或者身上其他地方。一个蛇形的印记，看起来像纹身但又不是。”
王美惠缓缓拉下左袖，露出手腕。那里确实有一个类似的印记，但比李振文的更浅，更模糊，像刚形成的瘀青。
“进来说。”她终于解开防盗链。
李振文挤进屋内，立即被书海的规模震撼。这不是普通的藏书，而是有系统的档案库，按年代、主题分类，标签工整。空气中弥漫着旧纸、樟脑丸和某种草药混合的奇特气味。
“坐，”王美惠指向一张勉强清空的椅子，“茶还是水？”
“水就好，谢谢。”李振文坐下，目光不由自主地扫视房间。他的视线被墙角一个玻璃展示柜吸引，柜内铺着黑色天鹅绒，中央正是那片黑色鳞片，旁边还放着放大镜、尺和一本摊开的笔记。
王美惠注意到他的视线。“那就是你说的鳞片。我研究它五年了，最初以为是某种仪式用具，可能是排湾族巫师的法器。但最近...”她递给他一杯水，“最近它开始‘活跃’起来。”
“活跃？”李振文接过水杯，手微微颤抖。
“会移动，”王美惠平静地说，仿佛在讨论天气，“不是每天，但夜深人静时，我偶尔会听到它敲击玻璃的声音。还有那些纹路——”她指向鳞片，“——在变化。最初的图案很简单，只是普通的蛇鳞纹理。但现在，你看。”
李振文走近展示柜。鳞片上的图案确实复杂得惊人：不仅有一条盘绕巨蛇和发光卵的清晰画面，周围还多了许多细节——跪拜的人形穿着不同时代的服装，从原住民传统服饰到日据时期的校服，甚至到现代的T恤牛仔裤。
“它在记录，”王美惠站在他身边，“记录所有注视过它的人，所有研究过它的人。我，之前的收藏者，更早之前的持有者...我们都在上面留下了痕迹。”
李振文感到一阵寒意。“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这不是普通文物，”王美惠转身走向书桌，从一堆文件中抽出一本皮革装订的手抄本，“我原本以为是，直到三天前收到这封信。”
她把信递给李振文。信封已经泛黄，邮戳模糊，但还能辨认是1937年从台东寄出的。信纸脆得几乎一碰就碎，上面是工整的日文毛笔字。
“这是...”李振文看不懂日文。
“我翻译了，”王美惠递来另一张纸，上面是她手写的中文译文，“写信者叫中村健一，日本殖民时期的民俗学者。1936年，他在排湾族部落进行田野调查时，从一个老巫师那里得到一片‘黑色蛇鳞’。巫师警告他，这是‘太阳之子的鳞片’，带有‘沉睡者的记忆’，如果过度研究，会‘唤醒不该醒来的东西’。”
李振文快速阅读译文。中村在信中详细描述了研究鳞片后的异常现象：梦境中出现巨蛇，家中有不明刮擦声，研究的笔记会自己改变内容。更可怕的是，他开始在皮肤上发现黑色纹路，就像“墨水从血管内部渗出”。
“中村最后怎么样了？”李振文问。
“信没说完，”王美惠指着最后几行，“他说他决定把鳞片寄给台北的一位同事，希望‘科学方法能解释这些现象’。但从邮戳看，这封信1937年寄出，而根据我的查证，中村健一在1938年突然从所有记录中消失，官方档案说是‘因病返乡’，但日本那边的记录显示他从未回国。”
李振文感到喉咙发干。“他死了？因为这片鳞片？”
“可能，但不仅仅是死亡，”王美惠走向另一堆资料，“我在战后的档案中找到一些零星记载。1947年，二二八事件期间，台北有位收藏家突然发疯，烧了自己的房子，声称‘黑色的蛇从墙里爬出来’。1958年，高雄有个古董商在店内上吊，遗书只有一句话：‘它们找到我了’。1979年，台南...”
“所有这些人都持有鳞片？”李振文打断她。
王美惠点头。“我追踪了这片鳞片的流转轨迹，从1936年到现在，至少经过九位持有者。每一位都遭遇不幸，或死或疯，或神秘失踪。而我是第十位。”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远处街道传来的模糊车声。展示柜里的鳞片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诡异的油光，那些纹路似乎在缓慢蠕动，像是有无数微小的生物在表面爬行。
“林佑平博士联系过您吗？”李振文打破沉默。
“三天前的凌晨，一封邮件，”王美惠走到电脑前，屏幕保护程序是旋转的银河系，“警告我鳞片的危险，说要在黎明前破坏它。但我试了，没用。”
她操作鼠标，调出一段视频。画面是她的工作台，时间是三天前的凌晨四点左右。视频中的王美惠将鳞片放入一个铜碗中，滴入眼泪——李振文注意到她滴泪的方式很特别，不是直接哭泣，而是用棉签蘸取眼角的泪水，像是某种仪式步骤。
眼泪接触鳞片的瞬间，蓝色火苗燃起。然后王美惠用针扎破指尖，滴入一滴血。火焰变成白色，鳞片开始卷曲，发出高频嘶鸣。但就在看起来要成功时，火焰突然熄灭，鳞片恢复原状，而王美惠手腕上出现了那个印记。
“就像按下电脑的‘重置键’，”她平静地说，“一切回到原点，只是多了个纪念品。”
“您不害怕吗？”李振文惊讶于她的镇定。
“我七十三岁了，李先先，”王美惠坐下，双手交叠放在膝上，“我经历过战争、戒严、亲人离去。恐惧对我来说，就像老朋友一样熟悉。但我也知道，面对未知，恐惧是最没用的情绪。”
她顿了顿，看向展示柜。“这片鳞片在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个被历史遗忘的故事。保龙不是神话，至少不完全是。它曾经存在，以某种方式影响了人类历史，然后沉睡。现在，它想醒来。而我好奇的是——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台湾？为什么是我们？”
李振文想起停尸间地下那只巨大的眼睛。“它说它在‘等待所有的碎片’。十七个鳞片，十七个持有者。我和周世昌已经...接触过它了。我们的鳞片被‘破坏’，但可能只是转化了形态。您这里是第三个。”
“然后还有十四个，”王美惠接话，“散布在台湾各地，可能还有海外。如果林佑平博士的邮件列表是完整的。”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李振文掏出查看，是周世昌发来的信息：
“李兄，找到王老师了吗？我这边有新发现。监控录像被恢复了一部分，那个穿西装的男人——他不是一个人。他离开时有同伙接应，开一辆黑色厢型车，车牌模糊，但车身上有标志：一个眼睛被蛇环绕的图案。我查了资料，这个标志属于一个叫‘守望会’的秘密组织，据说从日据时期就存在，专门处理‘超常现象’。”
李振文把信息给王美惠看。她仔细阅读，眉头越皱越紧。
“守望会...”她喃喃自语，起身走向最里面的书架，踮脚从顶层抽出一本厚重的档案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名字。”
她快速翻阅，灰尘在阳光中飞舞。终于，她停在一页泛黄的剪报前，那是1940年的《台湾日日新报》，日文报道，标题是：“民俗学者失踪案新线索？神秘团体‘守望会’浮出水面”。
“中村健一的失踪案，”王美惠指着报道，“当时有传闻说他加入了一个秘密组织，专门研究台湾的‘超自然遗产’。警察调查后说是无稽之谈，但现在看来...”
她继续翻阅，找到另一份文件——1955年的警政档案复印件，关于一起“邪教仪式杀人案”，嫌疑团体就叫“守望会”，描述是“崇拜蛇神，相信世界末日将至”。
“他们不是想阻止保龙醒来，”李振文突然明白，“他们是想控制它，利用它。”
“或者被它利用，”王美惠合上档案夹，“极端信仰团体常常分不清自己是主宰还是工具。”
窗外传来汽车关门的声音。两人同时看向窗户，楼下停着一辆黑色厢型车，车身上果然有一个标志：眼睛被蛇环绕。
“他们找到这里了，”李振文低声说，“我们必须离开。”
王美惠却摇头。“这是我的家，我的研究，我的责任。而且...”她看向展示柜，“如果他们是冲着鳞片来的，那么鳞片在哪里，麻烦就会在哪里。逃跑没用。”
门铃声响起，平稳而持续，每三声一个间隔，像某种暗号。
王美惠深吸一口气，走向门口。“让我来应付。你去里间，那里有后阳台，必要时可以爬下去——小心点，我七十三岁都能爬，你肯定没问题。”
李振文想反对，但王美惠的眼神不容置疑。他只好躲进里间，虚掩房门，透过缝隙观察。
王美惠打开门，这次没挂防盗链。门外站着两个人，都穿深色西装，一男一女。男人约五十岁，头发灰白，戴一副金丝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锐利如鹰。女人年轻些，三十出头，短发干练，手里拿着一个平板电脑。
“王美惠女士？”男人开口，声音温和有礼，“我是陈守仁，这位是我的同事林雅婷。我们可以进来谈谈吗？”
“谈什么？”王美惠挡在门口。
“关于您的收藏，”陈守仁微笑，但笑意未达眼底，“特别是一片黑色的蛇鳞。我们知道您最近遇到了一些...异常现象。我们是来帮助您的。”
“你们是‘守望会’的人？”王美惠直截了当地问。
陈守仁的笑容僵了半秒，随即恢复。“您做了功课。是的，我们是守望会的成员。我们的组织成立于1932年，宗旨是保护台湾免受超自然威胁的侵害。您持有的那片鳞片，正是我们长期监控的危险物品之一。”
林雅婷举起平板，屏幕上显示着一张地图，台湾岛上有十七个红点在闪烁。“十七个‘记忆碎片’，散布全岛。我们已经成功回收了五个，还有十二个处于活跃状态，包括您手中的这个。”
“回收？”王美惠问，“什么意思？”
“安全地隔离，使其失去活性，”陈守仁解释，“我们有一套成熟的技术，可以阻断鳞片与‘源头’的连接，同时保护持有者不受伤害。但需要持有者的配合。”
李振文在里间屏住呼吸。这些话听起来合理，但那个标志——眼睛被蛇环绕——让他本能地感到不安。而且如果他们真的想帮忙，为什么要在周世昌失去意识时潜入他家？为什么不直接联系？
“如果我拒绝呢？”王美惠问。
陈守仁叹了口气。“那我们会很遗憾。但为了保护更广大的公众，我们可能不得不采取强制措施。根据《超常现象管制暂行条例》第7条，我们有权限在紧急情况下征用危险物品。”
“我从没听说过这个条例。”
“当然，这是内部法规，不对外公开，”陈守仁向前一步，“现在，王女士，请把鳞片交给我们。为了您的安全，也为了所有人的安全。”
王美惠沉默片刻，然后转身走向展示柜。李振文心中一惊，难道她真的要交出鳞片？但王美惠没有打开柜子，而是从旁边书架上抽出一本厚重的精装书。
“1932年成立，”她一边翻书一边说，“那正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的时期。大量日本学者来台研究本地文化，其中不少人对原住民的‘超自然信仰’产生兴趣。中村健一就是其中之一。”
她把书摊开在桌上，那是一本影印的学术期刊，1935年出版，标题是《台湾岛上的灵性存在：关于排湾族太阳卵生传说的初步考察》，作者正是中村健一。
“中村在文章中提到，他在研究过程中得到了一个‘秘密社团’的帮助，社团提供资金、设备，甚至帮他获取‘敏感资料’。但他没有透露社团的名字。”王美惠抬头看向陈守仁，“那就是守望会的前身，对吗？一群日本学者和殖民官员组成的团体，目的不是‘保护’，而是‘研究如何利用’台湾的超自然遗产。”
陈守仁的脸色沉了下来。“王女士，历史很复杂。确实，组织的创始人有他们的时代局限性，但现在的守望会已经完全不同。我们是专业的、科学的、以保护民众为第一要务的。”
“那么你们为什么让这些鳞片在市面上流通了八十年？”王美惠质问，“如果它们真的那么危险，为什么不一次性全部回收？为什么要让人们持有它们，研究它们，最后发疯或死亡？”
房间里一片寂静。林雅婷不安地看向陈守仁，后者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光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神。
“因为需要数据，”陈守仁最终承认，声音变得冰冷，“要理解这些超常物品，需要观察它们在自然状态下的表现，记录持有者的反应，分析影响模式。是的，这听起来冷酷，但科学进步有时需要牺牲。”
“牺牲？”王美惠的声音在颤抖，“中村健一、1947年的收藏家、1958年的古董商...他们都是你们的‘实验数据’？”
“他们是志愿者，”陈守仁纠正，“每一位鳞片持有者都签署了同意书，明白其中的风险。当然，那是早期的做法，现在我们已经改革了...”
“骗子。”李振文忍不住从里间走出来，“周世昌从未签署过任何同意书。林佑平也没有。他们都是偶然得到鳞片，然后被卷入这场噩梦。你们不是在保护人们，你们是在喂养那个东西——用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