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遵旨！”司马德戡声若洪钟。由他这支刚刚立下赫赫战功的虎贲之师来保驾护航，无疑是对所有潜在反对者最强大的威慑。
一文一武，一政一军，杨广为漕运司配备了最强的执行力量。
制定新规，颁布天下
退朝之后，房文渊与司马德戡立刻投入紧张的工作中。在杨广的亲自指导下，一系列漕运新政细则被迅速制定出来，并以皇帝诏书和漕运司文告的形式，明发运河沿线各州县，张贴于各处码头闹市：
一、 统一税率，革除陋规： 废除所有以往地方、帮派私自设立的“例钱”、“泊船费”、“过路费”等苛捐杂税。由漕运司统一制定合理的漕粮转运费和商船通行税，明码标价，张榜公布。任何额外索取，皆视为贪腐，严惩不贷。
二、 规范流程，明确责任： 规定漕粮征集、运输、入库的严格时限和标准，建立清晰的交接文书和问责制度。对漕丁、船户进行重新登记造册，发放凭信，杜绝冒领、吃空饷。对运输过程中的“漂没”损耗，设定合理区间，超损部分需由相关责任人赔偿。
三、 整饬吏治，以儆效尤： 借着荥阳案的余波，漕运司联合刑部、御史台，对运河沿线州县与漕运相关的官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核查。有贪腐劣迹、与帮派勾结者，或被罢黜，或被下狱，情节严重者如荥阳郡守郑元琮之流，则被明正典刑，抄家示众。空出的职位，则由房文渊考察推荐的一批相对清廉干练的官员，或从寒门士子中提拔的新人接任。
四、 利益再分配，安抚与震慑： 将抄没自黄河帮及其他被清理势力的合法产业（如码头、货栈、船队等），部分收归漕运司直接经营，所得利润补充国库；另一部分，则优先租赁或低价转让给那些原本受欺压、但信誉良好的本地商户，或者用来安置愿意遵纪守法的原帮派底层人员，给予其谋生之路。同时，也对沿线一些实力较强、态度暧昧的地方家族进行敲打与拉拢，将其部分利益纳入新的漕运体系之内，使其成为新政的既得利益者，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
新政初显，气象更新
新政推行之初，自然遇到了不小的阻力。一些利益受损的地方势力阳奉阴违，某些被清理官吏的余党散布流言，甚至有小股水匪不信邪，试图挑战“漕运护军”的威严。
然而，在司马德戡铁血无情的镇压下（数次公开处决敢于袭击漕船的水匪头目），在房文渊雷厉风行、不徇私情的查处下（连续罢免了数名拖延新政的县令），更在杨广坚定不移的支持下，这些阻力很快便被粉碎。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不过月余，运河之上的风气为之一清。商船们发现，沿途关卡不再刁难，税费明确且大幅降低，航行安全感大大提升。漕粮转运的效率显着提高，“漂没”损耗骤降。沿河的百姓也发现，那些欺行霸市、强征暴敛的帮派和恶吏不见了踪影，码头秩序井然。
尽管暗地里仍有暗流涌动，新的利益格局仍在磨合，但明面上，这条南北命脉已然焕发出新的生机。漕运司的官船往来巡视，护军的旗帜迎风招展，仿佛在向天下昭示：皇帝杨广，已然牢牢扼住了帝国的经济咽喉。
洛阳宫城之中，杨广看着漕运司呈上的第一份月度简报，上面清晰地列出了税银入库的数字、漕粮转运的增量，以及沿线民情的初步反馈。他嘴角微微勾起一丝弧度。
“第一步，总算迈出去了。”他低声自语。整顿漕运，不仅是经济上的考量，更是政治上的宣言，是他人手不足的现状下，将触角伸向地方、收回权力的一次成功尝试。这为他接下来应对更复杂的局面，无论是蠢蠢欲动的门阀，还是虎视眈眈的反王，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底气。
然而，他也清楚，这仅仅是开始。洛阳城内，那些隐藏得更深的势力，绝不会坐视他一步步收回权柄。他的目光，不由得投向了案头另一份来自暗卫的密报，上面记录着关于那位洛阳名妓董淑妮的异常动向。
朝堂之外，江湖与市井的暗斗，同样已然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