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的天津老城，天还浸在墨色里，谢文波家的厨房已经亮起了暖黄的灯。林慧系着围裙，正往保温桶里装小米粥，蒸汽氤氲着她的眉眼。她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动作又加快了几分——六点零五分的京津城际地铁，是她赶去北京科技园上班的生命线。
“文波，把思齐的校服熨一下，他说今天要穿正装参加月考表彰会。”林慧的声音穿过客厅，带着点晨起的沙哑。
谢文波刚从卧室出来，手里还拿着份公司的项目报表。他应了一声，走到阳台的熨衣板前，动作熟练地将校服衬衫铺平。这些年林慧跨城上班，家里的琐事他早早就接手了大半。熨完衬衫，他又转身去敲谢思齐的房门：“小子，起床了，再赖床早读要迟到了。”
六点整，林慧拎着公文包和保温桶，轻手轻脚地换鞋。谢文波走过来，替她理了理围巾：“今天北京有雾霾，记得戴口罩。晚上要是加班，别硬撑，我去接你。”
“知道了。”林慧踮脚在他脸颊上啄了一下，“滨海新区的项目别熬太晚，你那老腰经不起折腾。”
门轻轻合上，楼道里传来她渐行渐远的脚步声。谢文波站在窗前，看着妻子的身影消失在巷口，才转身走进厨房，把温在锅里的包子端出来。
六点半，谢思齐叼着包子冲出家门，书包带子甩得老高。谢文波拎着他的保温杯追出去，往他手里一塞：“慢点跑，路上注意安全。”目送着儿子拐进胡同，他低头看了眼手表，转身回屋，将那份项目报表重新摊开在餐桌上。
作为天津家族企业的项目总监，谢文波的日常被工地、会议和报表填满。上午九点，他准时出现在滨海新区的工地现场，安全帽压着额头，手里的图纸被风吹得哗哗响。施工队的负责人跟在他身后，汇报着原材料的进场情况：“谢总，这批钢材的型号有点偏差，要不要返工？”
谢文波蹲下身，摸了摸钢筋的纹路，眉头皱了起来：“必须返工。咱们谢家做实业，讲究的就是个‘实’字，偷工减料的事，绝不能干。”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工地上的风裹着沙土，吹得他眼睛发酸，他抬手揉了揉，又指着图纸上的一处标记，细细交代着施工细节。
而此刻的北京，林慧正坐在科技园的办公室里，对着电脑屏幕上的数据眉头紧锁。她是这家科技公司的运营高管，手下管着二十多号人的团队。京津跨城通勤的日子，她已经过了27年——每天五点半起床，六点零五分的地铁，七点半到公司，晚上七点再挤地铁回天津，到家往往快九点。同事们都劝她在北京租个房子，她却摇摇头：“家里两个孩子，一个高二一个大三，离不了人。”
下午两点，谢文波的手机响了，是林慧打来的。她的声音带着点疲惫，却依旧轻快：“文波，晚上我晚点回，有个项目评审会要开。你不用来接我，我自己坐地铁就行。”
“不行。”谢文波想都没想就拒绝，“晚上天冷，我去北京南站等你。正好思远今晚没课，让他去接思齐放学。”
挂了电话，谢文波看着工地上忙碌的工人，忽然觉得，自己和林慧就像两个陀螺，一个守着天津的家族企业，一个撑着北京的职场天地，为了这个家，转个不停。
傍晚六点，谢文波处理完工地的事，驱车往北京赶。夕阳把高速路的护栏染成了金红色，他打开车载收音机，里面放着天津的相声，熟悉的腔调让他紧绷了一天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些。
晚上八点半，北京南站的地铁口，林慧裹紧了大衣，快步走出闸机。一眼就看到了站在路灯下的谢文波，他倚着车门，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杯，昏黄的灯光落在他的发顶，竟隐约能看到几根白头发。
“等很久了？”林慧走过去，挽住他的胳膊。
“没多久。”谢文波把保温杯递给她，“刚泡的红糖姜茶，暖暖身子。”
车子驶上京津高速，夜色浓稠。林慧靠在副驾驶座上，跟他说着公司里的趣事，说着那个难缠的项目评审。谢文波偶尔应一声，目光却始终落在前方的路上。
“对了，”林慧忽然想起什么，坐直了身子，“思远说他导师推荐他去上海的投行实习，你觉得怎么样？”
谢文波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开口：“让他自己选。咱们做父母的，支持他就好。”
车子驶进天津老城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巷子里静悄悄的，只有路灯亮着。谢文波停好车，和林慧轻手轻脚地走进家门。客厅的灯还亮着，谢思远正坐在沙发上看书，听到动静，他抬起头，笑了笑：“爸，妈，回来了？思齐已经睡了，今天月考表彰会，他拿了年级第一。”
林慧的眼睛瞬间亮了，脚步都轻快了几分。谢文波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嘴角弯起欣慰的弧度。
夜色渐深，客厅里的灯依旧亮着。谢文波和林慧坐在沙发上，小声说着话，说着工地的项目，说着公司的评审，说着两个儿子的未来。窗外的月光洒进来，温柔地铺满了整个房间。
他们是这个家的守夜人，一个守着天津的根，一个撑着北京的梦，在双城之间奔波的日子里，把琐碎的日常，过成了最温暖的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