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婆子拽了拽王桂花的袖子，两人走进来。王桂花把篮子放在墙角，声音细得像蚊子：“张叔，婶子，大哥大嫂……我们，我们来给……给孩子贺满月。”
爷爷点点头，没多说。
孙婆子干笑着凑过来看爷爷怀里的我：“这就是小孙女吧？长得真……真水灵。”她大概想夸点别的，但看到我脸上早已消退但或许还能看出一点痕迹的微黄（婴儿黄疸），又把话咽了回去。
王桂花也抬头飞快地瞥了我一眼，眼神复杂，有愧疚，也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气氛有些尴尬。
这时，父亲张国锋从外面回来了。他今天特意请了一天假，刚才去村口小卖部打了半斤散酒回来。看到孙家婆媳，他脚步顿了顿，脸上的笑容也收敛了。但他还是朝她们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径直走向爷爷，低声说了句什么。
爷爷听完，抱着我的手微微收紧了一瞬，但面上不显，只是对孙婆子说：“坐吧，站着干啥。”
孙婆子和王桂花在角落找了两个小板凳坐下，像是两个误入热闹宴席的局外人。
满月宴的主角本应是我，但我这个“主角”却只能被动地接受一切。此刻，我更多地在观察孙家婆媳。王桂花大约二十出头，模样周正，但面色憔悴，手指关节粗大，是常年劳作的手。她一直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角。
我能感觉到，她对母亲是有愧疚的。但那种愧疚，在婆婆的压力和自家利益的权衡下，显得微不足道。
“开饭了！”奶奶和二婶端着几个大碗从灶房出来，打破了略显凝滞的气氛。
说是宴席，其实很简单：一盆白菜炖粉条，里面难得地飘着几片肥肉；一盆玉米面贴饼子；一碟咸菜疙瘩；还有一盆蛋花汤，里面零星浮着些葱花。这就是招待所有客人的午饭了。
但在1965年的中国农村，这已经是相当体面的招待了。尤其是那几片肉和每人碗里那个金黄的荷包蛋，让所有客人都露出了真诚的笑容。
男人们开始喝那点散酒，话也多了起来。爷爷作为主人和大队长，自然成了中心。话题渐渐从家长里短转到了生产队的事情上。
我趁机“装睡”，闭着眼睛继续听。
“……公社下了通知，秋收后要组织学习，”爷爷喝了口酒，缓缓说道，“大家思想上都要跟上。”
“学啥？”有人问。
“学文件，学精神。”爷爷说得比较含糊，但眉头微微皱着，“反正都积极点，别掉队。”
我心里咯噔一下。虽然爷爷没有明说，但我前世模糊的历史知识告诉我，这个时间点，“学习”往往不是字面意思那么简单。山雨欲来的感觉更浓了。
饭桌上，孙婆子几次想插话，似乎想缓和关系，但都被其他人有意无意地岔开了。王桂花从头到尾几乎没抬头，只吃着自己碗里的东西。
吃完饭，又坐了一会儿，客人们便陆陆续续告辞了。每个人都过来再看了看我，说几句祝福的话，然后离开。
最后走的才是孙家婆媳。
孙婆子拉着王桂花走到爷爷和父亲面前，脸上堆着笑：“大队长，国锋，你看……以前的事，是桂花不对。她也知道错了，在大会上做了检讨。咱们一个村住着，以后还得互相帮衬不是？她娘家哥哥那边……”
“孙婶子，”父亲开口打断她，声音不高，但很坚定，“一码归一码。桂花推了秀兰，该受的罚受了，这事在咱这儿就算翻篇了。至于别的，”他顿了顿，“我爹当大队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对谁都一样。您说呢？”
孙婆子脸上的笑僵住了，张了张嘴，最终没再说什么，扯着王桂花走了。
等所有人都离开，院子门关上，家里的气氛才真正松弛下来。
奶奶一边收拾碗筷，一边撇嘴：“黄鼠狼给鸡拜年！拎了六个鸡蛋来，还好意思提她娘家哥哥！”
爷爷坐在椅子上抽旱烟，烟雾缭绕中看不清表情：“她提她的，咱做咱的。心里有数就行。”
母亲把我从爷爷怀里接过去，轻声说：“我看王桂花……像是真知道错了。”
“知道错有啥用？”奶奶还是气不顺，“要不是咱念念命大，知道错也晚了！”
我靠在母亲肩头，看着院子里逐渐西斜的太阳。满月宴结束了，我正式成为这个家庭、这个时代的一员。今天的热闹与暗涌，温情与尴尬，仅仅是这个漫长年代里微不足道的一天。
但对我来说，这是扎根的开始。
窗外，不知谁家的收音机又响了起来，播放着激昂的歌曲。歌声飘进院子，混着晚风，吹动了晾衣绳上我那件小小的、浅蓝色的新衣服。
满月的日子过去了。明天，生活仍将继续，在红旗公社第三生产大队，在这个小小的张家院里，在所有平凡的、努力活着的人们中间。
而我，张念念，得先快点长大。
至少，要长大到能自己吃饭，不用再为“喝不喝母乳”这种问题而烦恼。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在母亲怀里，轻轻叹了口气——尽管听起来，只是一声婴儿细微的、似有若无的吐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