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寒风，像浸了冰水的刀子，刮得人脸生疼。天空是永远洗不干净的铅灰色，偶尔飘下几点细碎的雪沫，落地即化，只留下一片湿冷的泥泞。
村里的高音喇叭响得更频繁了，除了往常的起床号、上工通知，开始越来越多地播送社论、口号，还有公社下发的各种“学习材料”。那些铿锵有力、带着特殊腔调的声音，穿透寒冷稀薄的空气，回荡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钻进每一户人家的窗缝门隙。
爷爷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在家里抽烟的时间越来越长。他那个用了多年的旱烟杆，铜烟锅头被摩挲得锃亮。母亲和二婶在灶房忙碌时，会压低声音交换听来的只言片语：哪个大队的会计被叫去公社谈话了，哪家因为解放前多几亩地现在被重新“评议”了，公社工作组的影子，似乎离红旗三队越来越近了。
家里的气氛，无形中又绷紧了一层。连最闹腾的建党，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放学回家不再大呼小叫，而是乖乖趴在炕沿写作业，或者帮奶奶剥花生。三个哥哥被反复叮嘱：在学校只学习，不议论；在外面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回家说；尤其不许跟孙家任何人，有任何接触。
这天下午，父亲顶着寒风回来了。他没带网兜，脸色比天色还沉。一进门，先接过母亲递上的热水猛灌了几口，才在堂屋坐下，脱下沾满泥雪的棉鞋烤火。
“县里怎么样？”爷爷问，声音有些发干。
父亲搓了搓冻得通红的手，摇摇头：“乱。供销社天天学习，开会，读报，批评与自我批评。‘政治挂帅’喊得震天响。我们主任……差点被贴大字报。”
“为的啥？”奶奶紧张地问。
“说他经营思想‘保守’，‘重业务轻政治’。”父亲苦笑，“其实就是年前一批处理品，按规定该销毁的，他看东西还能用，请示后折价处理给了职工。现在被翻出来，说‘损公肥私’，‘助长资产阶级享乐思想’。”
“这……这也算错？”二婶忍不住插嘴。
“现在说你是错，你就是错。”父亲的声音很低，带着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无力感，“风向变了，娘，二婶。以后说话做事，都得按‘新精神’来。”
他看向爷爷：“爹，大队里……准备得怎么样了？冬学是不是要开始了？”
“嗯。”爷爷点点头，眼神锐利地看着儿子，“公社通知了，腊月二十开始，每晚两个钟头，集中学习。文件我看了，主要是学社论，学‘十六条’精神，还要结合本队实际，‘提高觉悟’，‘擦亮眼睛’。”
“‘擦亮眼睛’……”父亲重复了一遍，嘴角扯出一丝近乎嘲讽的弧度，“是要看清楚谁是‘同志’，谁是‘敌人’吧。”
“国锋！”爷爷低喝一声，眼神严厉地扫视了一圈屋里的人，“这种话，在家里也不准说！”
父亲闭上了嘴，低下头，继续烤火。跳跃的火光映着他棱角分明的侧脸，那里有被生活磨砺出的坚硬，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迷茫。
堂屋里陷入沉默，只有柴火在灶膛里“噼啪”的轻响，和窗外呼啸的风声。
我被母亲抱在怀里，坐在里屋炕上。门帘没有完全放下，堂屋的对话，一字不漏地飘了进来。那些词汇——“政治挂帅”、“批评与自我批评”、“擦亮眼睛”——像一块块冰冷的石头，砸在我原本就因为寒冷而蜷缩的心里。
我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前世所知的、那段被书写的历史，正以如此具体而微的方式，拉开序幕。它不再是大纲上的几行字，而是父亲疲惫的脸，爷爷紧锁的眉头，全家人屏住的呼吸，和窗外那无孔不入的、越来越尖锐的广播声。
腊月二十，冬学还是如期开始了。
地点在生产队的仓库。仓库很大，平时堆放着农具、化肥和部分粮食，此时被清出了一片空地。墙上贴了几张新的红色标语，墨迹淋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标语纸有些单薄，被从门缝钻进来的寒风吹得微微抖动。
屋顶挂着一盏刺眼的汽灯，嘶嘶作响，投下白惨惨的光。灯光下，是密密麻麻的人头。男人大多蹲着或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抽着劣质烟卷，烟雾混着人体散发的热气，在冰冷的空气里凝成一片浑浊的雾。女人挤在后面或角落里，有的纳着鞋底，有的哄着怀里哭闹的孩子。孩子们则被赶到最边上，不许乱跑乱叫。
爷爷作为大队长，站在前面一张破桌子后面，手里拿着一张文件，脸色在汽灯下显得格外严肃。他没有抽烟，腰板挺得笔直，声音洪亮，一字一句地念着上级下发的一份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
“……要牢牢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深入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清除封建残余思想……要提高广大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他的声音平稳，没有太多起伏，但每一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寂静的仓库里。台下，有人低着头打瞌睡，被旁边的人悄悄捅醒；有人茫然地听着，眼神放空；也有人，眼神闪烁，不住地偷偷打量周围的人，尤其是那些成分稍高些的，或者平时和干部有过龃龉的。
母亲抱着我，和二婶、奶奶以及其他妇女挤在靠墙的一角。我被她用厚厚的棉被裹着，只露出一张小脸。仓库里空气污浊，冰冷，还有一股陈年粮食和化肥混合的怪味。我不舒服地扭了扭，母亲立刻察觉，轻轻拍了拍我，把我裹得更紧了些，只留出一点缝隙让我呼吸。
她的目光，没有看台上念文件的爷爷，而是警惕地、快速地扫视着周围。她的视线在几个方向略有停留——孙婆子和她男人阴沉的脸；村里那个据说解放前做过小买卖、现在总是低眉顺眼的赵老三；还有几个平时嘴碎、爱传闲话的妇人。
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冬学，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带有压力的集会。每个人都在观察，每个人也都在被观察。谁的态度不够积极，谁在打瞌睡，谁的神情有异，都可能被有心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文件念完了。爷爷放下纸，环视全场，按照程序，开始“组织讨论”。
“大家都听到了文件的精神。结合咱们三队的实际，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说。畅所欲言，提高认识。”他的语气公式化。
台下先是一阵尴尬的沉默。只有咳嗽声，板凳挪动声，孩子的哭闹被母亲迅速捂住嘴的呜咽声。
终于，有人开口了，是队里的记分员，一个三十多岁、读过几年初中的男人。他站起来，声音有些紧张，但说得还算流利：“听了文件，我深受教育。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时刻警惕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比如，我们队里个别社员，就有私心重，总想占集体便宜的思想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