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心知肚明，这个案子能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别忘了。
绑架案发生后，杨帆授意张涛撰写的那一篇声讨社会保障体系、呼吁保护创业者安全的长文。
在 2001 年国家正式加入世贸组织（WTO）这个极其特殊而敏感的时间节点。
将一个“创新型企业的年轻创始人差点因恶性犯罪而导致公司破产、项目夭折”的案例。
血淋淋地摆在了台前。
“如果连企业家的基本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如果我们本土孕育的创新火种随时可能被这种恶性事件掐灭，我们还谈什么优化营商环境？拿什么去跟国际规则接轨？”
某位部级领导的案头，摆放着关于此事件的内部简报。
而京都检察院这边，气氛同样凝重。
会议室里，几位高层负责人正围坐在长方桌旁，重点讨论杨旭绑架案。
“这个案子，现在的社会关注度太高了，已经超出了普通刑事案件的范畴。”
检察长敲了敲光滑的桌面，“入世在即，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某种程度上盯着我们，盯着我们的市场规则和司法环境。”
“杨帆是当下备受瞩目的青年创业代表，E 职通又是惠及千万学生、带有普惠性质的公益项目，这个案子的最终判决，不仅关系到受害者与加害者个人，更关系到司法的公信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际社会对我们营商环境的观感。”
“从我们审查的情况看，证据链非常完整，绑架、勒索、非法拘禁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一位负责此案的主诉检察官补充道，他翻动着面前的卷宗。
“至于对方提出的所谓杨旭『间歇性精神疾病』的证明，经过我们委托权威机构的重新鉴定，确认系伪造。目前对方在网络上发起的这场舆论攻势，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混淆视听，试图给司法审判施加压力。”
他顿了顿，语气略显凝重：“但现在网上的争议和噪音确实很大，而且……我们也接到了几位不便具名的老领导的电话『关切』，所以，主审法官的人选确实需要慎重考虑。”
“压力再大，也要顶住！”检察长的语气斩钉截铁。
“不管最终由哪位法官主审，都必须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底线！至于某些人试图通过操纵舆论、甚至贿买关键证人来干扰司法进程的行为，本身就已经涉嫌违法，后续我们可以并案调查，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诸位，这个案子，必须办成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的铁案！既要给公众一个清清楚楚的交代，也要给所有兢兢业业的创业者，一个安全、安心、可以预期的发展环境！”
这些微妙而坚定的风向变化，薛玲荣并非毫无察觉。
但此刻的她，如同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她只能选择一条道走到黑。
一天后的傍晚，天色阴沉。
薛玲荣和她的律师团队经过多方打点、耗费了巨大代价，终于获得了跟杨旭见面的机会。
当杨旭拖着沉重的脚镣，在两名看守的押解下，从厚重的铁门后面蹒跚着走出来时，薛玲荣的心脏骤然收缩，几乎不敢认眼前这个形容枯槁、眼神涣散的青年，就是她那个曾经神采飞扬、不可一世的儿子。
短短几天不见，杨旭面色惨白如纸，眼窝深陷，嘴唇干裂起皮，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魄，只剩下一个空洞的躯壳。
隔着厚厚的防弹玻璃，杨旭看到了薛玲荣，那双死寂的眼睛里瞬间泛起了浑浊的泪光，他猛地扑到通话器前，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哭腔和恐惧。
“妈！妈！救我！快救我出去！我不想坐牢！我一分钟都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看着儿子这副惨状，薛玲荣的心疼得几乎无法呼吸，眼泪也跟着决堤般流了下来。
“小旭，我的儿……你听着，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能让你少坐几年牢……”
她强忍着悲痛，语速飞快地对着通话器说道，几乎是字字泣血。
她快速而清晰地重复着那个早已制定好的计划：
首先，让杨旭找到一起绑架的同伙，让他们俩出来顶罪，扛下所有罪责，要钱给钱要什么给什么。
然后杨旭在法庭上一口咬定，自己是因为长期遭受兄长杨帆的霸凌、并被其抢夺了本应继承的家族股份，精神崩溃，才一时冲动做出了极端行为。
同时，必须坚持自己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作案时完全处于无法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状态。
“妈，这样……这样真的行吗？法院会信吗……”杨旭的声音带着哭腔。
“你必须这么说！没有别的路了！”薛玲荣的声音陡然拔高。
“妈妈已经给你找好了全京都最好的辩护律师！只要你严格按照我教你的去说，在法庭上表现得好，我们一定可以争取到最低的刑期！你一定要相信妈妈！”
“杨少，请放心，”一旁的律师适时地凑近通话器。
“精神疾病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只要你坚持这一说法，并配合我们在庭上的策略，我们有相当大的把握，可以为你争取到减轻处罚，至少能比正常量刑少坐 3 到 5 年牢。”
律师再次向杨旭重申了一遍要点，并特别提出，在正式开庭之前，让他在看守所里尽可能地装病。
比如失眠、自言自语、情绪失控等，以此来佐证他确实存在精神问题。
因为按照正常的刑事诉讼流程，在案件正式开庭审理之前，原则上他们是没法见面的。
现在原则破了一次，至于还能不能破第二次，谁也不知道，他们必须把握住。
杨旭在母亲近乎癫狂的注视和律师的反复叮嘱下，似懂非懂、惶恐不安地点了点头，表示他都记住了。
就在这时，探视室的门被敲响了，看守员面无表情地推开门，提醒道：“探视时间快到了，还有最后三十秒。”
薛玲荣急了，猛地扑上前，双手紧紧抓住冰冷的通话器，语速快得几乎让人听不清：“小旭！记住！是杨帆！是他毁了你的所有！他是你的仇人！你一定要恨他！在法庭上，你就……”
她的话还没说完，通话便被猛地切断。
杨旭在一片茫然与恐惧中，被两名看守员毫不留情地架起胳膊，拖离了探视窗口。
薛玲荣像被瞬间抽走了所有力气，瘫软在冰冷的塑料椅子上，眼泪无声流淌。
没有人知道，为了争取到这短短的十分钟会见，她动用了多少昔日积累的人情，付出了多么巨大的、难以想象的代价。
然而，儿子杨旭那惶恐、犹豫、缺乏底气的反应。
让她刚刚燃起的一丝希望之火，又迅速黯淡下去，心里彻底没了底。
就在她深陷于绝望的泥潭，几乎要被黑暗吞噬之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她木然地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是杨远清的私人秘书，李秘书。
她按下接听键，只听对方说了一句话。
薛玲荣满面愁云如同拨开云雾，见到了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