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军把传真纸放在桌上，起身走到窗边。办公室在公安部大楼十二层，俯瞰着东长安街。初春的阳光照在笔直宽阔的街道上，车流如织，秩序井然。远处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在微风中舒展。
他想起龙腾会馆那栋仿古建筑，想起地下三层那个伪装成博物馆的空间，想起金承业在“听涛阁”里流着眼泪谈起外孙的样子。那个老人真的在乎那个孩子吗？还是那眼泪，和那些古董一样，只是另一种筹码？
电话响了。是李五一，从军区打来的。
“通报看到了？”李五一的声音透过军线传来，比普通电话清晰，但也更冷硬。
“看到了。”
“你怎么想？”
方大军沉默了几秒：“法律程序走完了。”
“是啊，走完了。”李五一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金承业这条线，到此为止。他手里那些名单，那些账目，该查的会继续查，但不会再公开了。”
“汪建明……”
“病逝。”李五一打断他，语气不容置疑，“报纸上怎么写，就是什么。明白吗？”
方大军握紧话筒：“明白。”
通话结束。他回到办公桌前，拿起那份通报，拉开右手边最地报上来的、与龙腾会馆有牵连的案件处理结果。他把新的通报放进去，合上抽屉。
抽屉上锁时发出轻微的“咔哒”声，像某种终结的宣示。
下午，秘书又送来一封信。不是公函，是手写的信，信封上盖着千峦县的邮戳。方大军拆开，是方二军的字迹。
哥：
见信好。千峦的春天来了。山上的杜鹃开了，红的、粉的、白的，一坡一坡的，像给大山披了件花衣裳。我跟着文化馆的同事进山采风，录了好多山歌。有个八十多岁的老阿婆，还能唱她奶奶教她的古调，调子苍凉得让人想哭。
曲婷以前说过，想把这些歌记下来，编成舞蹈。我现在在做这件事。虽然我不会编舞，但至少可以把谱子记下来，把歌词整理好。等以后也许有一天，有人能用上。
我在这里很好。山里日子简单，白天工作，晚上看书，偶尔写点东西。心里比以前踏实。不用挂念我。
弟：二军
信不长，一页纸。方大军反复看了三遍。他从字里行间读出了弟弟的变化。不是快乐，而是一种接受后的平静。那种“踏实”，是用巨大的失去换来的。他拉开另一个抽屉，取出信纸和钢笔。想回信，但笔尖悬在纸上很久，却不知道写什么。最后只写了几个字：
二军：
信收到。我这里一切都好，勿念。保重身体。
哥
他把信装进信封，叫来秘书：“寄到千峦县文化馆，方二军收。”
秘书拿着信出去，方大军重新坐回椅子上。窗外的阳光移动了角度，照在办公桌一角那个相框上那是去年春节在方家老宅拍的全家福。照片里方二军搂着他的肩膀，笑得没心没肺。
那时的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的一年会发生什么。
下班后，方大军没有直接回公安部家属院。他独自沿着长安街走了一段，然后拐进一条小胡同。胡同深处有家不起眼的涮肉店，他推门进去。骆云飞已经在最里面的小隔间等着了。桌上铜锅里的水已经烧开，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切得极薄的羊肉卷整齐地码在盘子里。
“来了？”骆云飞起身，给他倒了一杯二锅头。
两人坐下，先干了一杯。烈酒入喉，灼烧感从喉咙一直蔓延到胃里。
“汪建明的事，听说了？”骆云飞涮了一片羊肉，蘸了麻酱，放进嘴里。
“嗯。”方大军也涮了一片，“‘病逝’。”
“病逝好。”骆云飞又倒上酒，“干净。”
两人沉默地吃了一会儿肉。小店生意不错，其他隔间里传来嘈杂的谈笑声，空气里弥漫着羊肉的腥膻和麻酱的香气。这种市井的热闹，反而让他们这个小隔间显得更加安静。
“金承业判了。”方大军说。
“知道。”骆云飞头也不抬，“死缓。他那些‘立功表现’，够他再活几十年。”
“你觉得公平吗？”
骆云飞抬起头，看着方大军，眼神复杂：“大军，咱们现在坐在这里，吃这顿饭，聊这些事，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结果。”他顿了顿：“那些被金承业害死的人，那些被汪建明毁掉的姑娘，他们连问‘公平不公平’的机会都没有。我们能坐在这里问，已经是特权了。”
方大军无言以对。他想起于丽，想起曲婷，想起那个被从四楼扔下去的小孟。他们的人生，就像这铜锅里的水，沸腾过，然后冷却，最后连一点水汽都留不下。
“不说这些了。”骆云飞举起杯，“来，敬北京。”
“敬北京。”
杯子相碰。烈酒再次入喉。
周末，方大军没有叫司机，也没有自己开车，他信马由缰地独自去了一趟八宝山。不是参加葬礼。因为汪建明根本没有资格在八宝山举行公开的葬礼。方大军只是站在革命公墓外面，远远地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