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沿线沿线还好，但对于对于山西、陕西、河南大部、河北西部等广袤的内陆地区，粮食无法通过漕运直达。
在没有现代公路和卡车的时代，陆路运输主要靠人力和畜力。
粮食在运输途中，大部分都会被运输队伍本身在途中消耗掉。
因此，北折南本的税收格局，成为了大明在特定地理与经济条件下，为维系帝国生存而做出的最不坏的制度选择。
用南方的粮食和北方的银钱，共同支撑起了这个政治与经济中心严重撕裂的庞大帝国。
报完田赋，张凤又说起商税来。
“自开海以来，商贸发达。海内外收入商税，计银元四百零三万块。”
这还没算通过海贸赚取的粮食，折色之后，估计又能增加二三十万块。
还有，石见银矿今年运回来七十万两白银，铸成银元又是逾八十万块。
总收入，稳稳突破五百万块银元。
喜事啊，百官听后，皆是脸露喜色。
以往的朝廷，粮食收得多，银钱之类的货币却少得可怜。
尤其是洪武朝，一年货币税，只有只有几十万。
是的，连一百万都没有。
而如今，仅商税一项，银元收入就超过了五百万。
这，正是朱祁钰敢于改革俸禄制度，敢于更改官制，一口气增设数万官员的底气。
国家确实是富了。
但朱祁钰不是汉文帝，不会任由银钱堆在库中发霉，连串钱的绳子都烂掉。
他要把这些钱都花出去，让钱流向民间，让百姓手中有钱。
唯有如此，才能盘活整个经济，让物品真正流通起来。
还能让那些因“折色”而苦了一辈子的北方农民，能上喘一口气。
他们为这个帝国，付出得实在太多了。
为此，朱祁钰准备在大明朝，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基建时代。
大举兴修水利、官道、港口……利用这些超级工程，面向全国招募民工。
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堂堂正正地撒币，把国库里的钱，撒到民间去。
百姓有了钱，自然就会去消费。
是给娃儿扯二尺新布，是打一壶好久没尝过的酒，是给家里添一把铁犁。
这最朴素的欲望，便能带动最底层的商业繁荣，最终反哺朝廷，增加商税。
要刺激百姓消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他们手里有钱。
而不是在那里尬吹，花钱有多么好，多么幸福。
花钱的好处，我还要你教？
我是不想么，我特么是没钱！
更关键的是，老百姓通过劳动获得报酬，改善了生活，自然会对朝廷生出认同。
这世上最坚固的城墙，不是砖石垒砌，而是这亿万民心的归附。
南宋时期，钓鱼城军民一心，没有中央支援，也能扛住巅峰蒙古三十六年。
更是击毙蒙古大汗蒙哥，直接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
欧洲人都该给钓鱼城军民磕一个。
而同时期的临安，作为南宋首都，拥有全国最优质的资源，元军兵临城下时，却几乎是不战而降。
这大基建时代，正是收拢民心的利器。
把钱花在百姓身上，就是在铸造千千万万个“钓鱼城”。
不过么，这大基建时代，朱祁钰并不准备立马公布。
他还需要塘报配合，才能把这件事的声势放到最大。
也不知定国公家的塘报，如今办得怎么样了……
能不能，让本王摘个桃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