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各组在这两日间，也如投入静湖的石子，各自漾开了一圈圈虽不张扬却切实有效的涟漪。
民间建设组那边，墨梅和姚文安首先锁定了镇西头设粥棚的张大善人。
此人原是个不大不小的布商，家底尚可，平日也乐善好施，在此次灾情中一直坚持每日施两顿稀粥。
姚文安以年轻商贾的身份前去拜会，闲聊间，“无意”提起在江南所见善堂“以工代赈”的妙法。
“张善人仁心，每日施粥活人无数。只是在下冒昧多句嘴，这粥棚一开，固然是活命之恩，可天长日久，坐吃山空，善人心力也是耗费。且总有些身强力壮的，日日来领粥，久了难免生出惰性，反易生事。”
姚文安说得诚恳，“晚辈在江南时，见那边大善堂另有法子：设个工棚，收些妇人能做的针线、编织，老人能理的麻绳、草编，按件计，或按日算，付些粮食。做工的人凭力气手艺换粮，心里踏实，也能多换些养家；行善的这边呢，是‘买’了东西，东西能存能用，甚至能转卖些许贴补，善事便能做得更长久。不知此法，在此地是否可行？”
张大善人本是商人，精于计算，一听这话，眼睛便亮了。
这法子既保全了善名，又避免了无底洞般的消耗，甚至那些“工酬”粮食换来的手工品，或许还能有些微薄收益，至少不全是净损。他越想越觉得在理。
第二日，张大善人的粥棚旁边，便多搭了一个宽敞的窝棚，贴出了醒目的告示：收各类手工制品，如编织、缝补、纺线等，按量每日结算，以粮支付。
起初，围观的灾民将信将疑。有些手巧又勤快的妇人、老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进了窝棚。
待到傍晚，当第一批人真的用一天劳作换来一小袋实实在在的糙米或杂粮（远比两碗稀粥顶饱管用）时，消息立刻像风一样传开了。
那些原本只是游荡等待施粥的、身体尚可却懒散的人，起初还酸言酸语编排张善人是“奸商”，“用一点粮食骗人做苦工”。
可眼看着邻居家婆媳俩带着粮食回去，当晚家里就能升起炊烟，第二天，这些声音便小了下去，窝棚前排队领活计的人却多了起来。
生存的本能，终究压过了惰性和抱怨。
与此同时，后勤组孙景明那边的“行脚医棚”，除了看病施药，也在显眼处贴出了新告示：收各类常见草药，洗净晾干，按品相重量换取粮食。
挖草药不需太强的体力，却是老人和半大孩子都能做的活计。
很快，便有妇人带着孩子，或是老人相携，提着篮子往附近的山坡林地去了。医棚前渐渐也排起了两条队伍：一条是候诊的，一条是交草药的。
孙景明和白芷带着几个星卫忙而不乱，验看草药，称重记档，支付约定的粮食份额。
他们态度温和，解释清楚，拿到粮食的人脸上，除了疲惫，也多了一点点微弱的希望。
寺庙和庵堂那边，在墨梅等人的委婉建议下，也开始尝试类似的方法。
僧尼们本就心怀慈悲，见此法既能帮助灾民，又能让有限的善款物资流转更久，也欣然采纳，或组织信徒做些简单的佛前供品编织，或以寺产微薄的存粮换取信众采来的草药，用于自制简单的防暑防疫药包。
不过短短三日光景，镇子及其周边村落的风气，竟有了些微妙的转变。
街面上游手好闲、目光呆滞等着施粥的人少了。
妇人们聚在窝棚里一边手上忙碌，一边低声交谈；老人和孩子们提着篮子进出山林；一部分青壮被石匠刘三组织着，在选定的山坡上热火朝天地挖掘蓄水池。
一种由劳作带来的、微弱却真实的生机，开始驱散原先那种绝望的滞涩感。
连镇衙里平日最头疼街面治安的衙役都察觉到了异样，私下议论：“奇了怪了，这几天打架闹事、偷鸡摸狗的怎地少了？那西头的窝棚和医棚前，人倒是多了，可都规规矩矩排队。”
第三日，晨光初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