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等闻，山西境内，近日有江湖匪类猖獗，或标‘五星’，或号‘盗帅’，行踪诡秘，手段酷烈。此等匪类，专与地方乡绅富户及个别官员为难，其行事风格，与永王在地方之强硬作派颇有暗合之处。臣等不得不疑，此是否永王借赈灾之名，暗中蓄养酷吏暗探，以非常手段铲除异己、结党营私？”
“若果真如此，则永王所图恐非仅限于赈灾！其在山西，军政一把抓，排斥异己，俨然自成一体。长此以往，山西恐非朝廷之山西，而成为永王之山西矣！此风绝不可长，此人绝不可纵！”
奏疏中，将“五星”剿匪、“盗帅”惩贪这些百姓暗中称快、却让地方官员胆寒的事情，巧妙地与永王的“擅权”、“强硬”联系起来，暗示甚至明指这是永王暗中操控的“黑手套”。
既攻击了永王破坏法纪、激化矛盾，又给他扣上了“蓄养私兵暗探”、“图谋不轨”的可怕帽子。
这些弹劾，显然不是空穴来风，其信息来源精准，时机把握巧妙，背后必然有朝中势力在推动。
他们不仅要阻止永王在山西打开局面，更要借此机会，在皇帝心中种下对永王权欲熏心、行事酷烈、可能尾大不掉的深深疑虑。
乾元帝靠着龙椅，目光深邃地掠过那一行行激烈的文字。对于这个儿子，他此刻的心情颇为复杂。
当初旱情紧急，朝中衮衮诸公或推诿、或沉默，无人敢轻易接下这烫手山芋，生怕折戟沉沙，牵连己身。
是纪怀廉，为了保全皇后，也为了稳住因太子之事而略显动荡的朝局，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几乎必败的差事。这份勇气和担当，乾元帝是看在眼里的，也乐见其成——无论成败，至少暂时转移了部分对皇后和东宫的注意力。
而纪怀廉在山西所行的“新政”——军政共赈、文官统调、以工代赈、推广新技，甚至包括那强硬破局的手段，乾元帝并非全然不知，甚至其中一些思路，他本人亦有考量，只是囿于旧制、平衡各方，不便由他这个皇帝亲自出面推行。
如今纪怀廉像一把尖刀，一腔孤勇地闯入山西那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网络中，以近乎蛮横的方式，硬生生劈开了一道缝隙，这对朝廷、对皇权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旧有的官僚体系太过僵化腐朽，需要这样的冲击来注入活力，也需要有人去触碰那些既得利益者。
从密报和永王自己的奏章来看，新政虽阻力重重，但已在局部显出成效，军队的介入让粮草发放和秩序维护效率大增，左容案的爆发更可能揭开粮仓贪墨的盖子。这些都是乾元帝愿意看到的。
但是，作为帝王，他必须平衡。纪怀廉的手段太过激烈，打破了太多规矩，触动了太多人的神经。朝中弹劾汹汹，若置之不理，恐怕会引来更激烈的反弹，甚至可能将所有的矛头彻底对准永王，那对赈灾大局和朝局稳定反而不利。
他需要给朝野一个交代，也需要……适当地敲打一下这个锋芒过盛的儿子，让他知道分寸，行事更圆融些，至少明面上要过得去。
沉吟良久，乾元帝提笔，开始批复。
对于弹劾永王“擅权拘押”、“扰乱地方”、“激变灾民”等条款，他朱批道：“永王奉旨赈灾，事急从权，虽有逾矩，然情有可原。着其将左容一案详情及证据，速递刑部、都察院核议。赈灾事宜，仍准其临机决断，然须谨守本分，勿得过度擅专，激化矛盾。”
既肯定了永王“事急从权”的必要性，保留了其赈灾的主导权和临机决断之权，又要求他将左容案移交中央法司核议，算是给了朝中反对者一个台阶，也符合“程序”。
对于最严重的“蓄养暗探”、“结党营私”的指控，乾元帝的批示则显得模棱两可，却又暗含深意：“江湖匪类，自有地方缉捕。永王当以赈灾为要，澄清吏治亦须依国法而行。所谓暗探私兵，查无实据，不得妄议。然亲王自重，远离宵小，勿使清誉有损。”
没有直接否定，也没有承认，只是强调“查无实据”，要求“依国法”，并告诫永王“自重”、“远离宵小”。
这既是对永王的提醒和警告，也是对那些弹劾者的安抚——皇帝知道了，也警告了，你们别再揪着不放了。
最后，乾元帝又单独给纪怀廉发去一道密旨，内容大致是：放手去做，但要注意方式，左容案可深挖，但需快刀斩乱麻，取得关键证据后及时移交，避免长久陷入程序之争。朝中之事，朕自有考量，汝不必过分担忧，专心赈灾即可。
这便是在“平衡”中，给予纪怀廉的隐晦支持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