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军长和项副军长从行动表现来看，都是坚定支持一切遵从统一战线的，但是自己与这种思想明显不符合。
他们在与国军的相处中，处处展现出妥协和谦让的态度。
在当时复杂的局势下，他们或许有着自己的考量，认为这样做可以维护统一战线的稳定，避免与国军发生冲突。
然而，他们的这种做法也为后续可能出现的问题埋下了隐患。
到时候，如果国军故意找吕胜麾下起义人员的麻烦，以吕胜的性格，他又怎么可能坐视不管、一声不吭呢？
毕竟，这些起义的将士已经成为了他队伍中的一部分，他有责任保护他们。
吕胜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他对待自己的部下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
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部下受到欺负而无动于衷。
吕胜一路走来，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努力。他日夜操劳，为了队伍的发展殚精竭虑。
他带领着红军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他深知红军的发展来之不易，每一步都凝聚着大家的汗水和牺牲。
如果最后因为外部的压力和一些复杂的因素，导致自己被逼上反路，吕胜是绝对不甘心的。
他有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希望能够在统一战线的框架下，为国家和民族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希望红军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能够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的强大力量。
他希望能够带领红军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南方的发展之所以困难重重，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国军对各种事务进行着各种各样的限制。
他们设置重重关卡，在物资调配、人员行动等诸多方面进行约束。
红军在南方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物资匮乏，人员流动不畅。
国军的这些限制措施，使得南方的革命力量发展举步维艰。
另一方面，新四军两位负责人的观念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
首先，军长在军队中的实际权力与职务并不匹配，不能真正掌握整个军队，处于有职无权的尴尬境地。
他虽然有着军长的头衔，但在很多事情上却无法做出决策。
部队的一些重要事务都要经过上级的批准，他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这就导致很多决策无法高效地实施，军队的行动效率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而且，军长的一些做法很是让人难以理解。在生活作风方面，他依然保持着国军的习惯，喜欢讲排场。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中，红军战士们每天都在为了生存而战斗，生活条件十分艰苦。
而军长却喜欢讲排场，这与广大将士同甘共苦的理念背道而驰，容易引发内部的不满情绪。
更为关键的是，军长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依然坚持听从国军的领导。
就拿枪毙叶道志这件事来说，本来在军队内部，对于违反纪律的人员进行处理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如果其他人求情，军长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不理会那些不合理的求情，直接按照军队的纪律进行枪毙。
这样做，最多大家可能会有一点怨言，但也能维护军队纪律的严肃性。
然而，军长却没有这样做。
他没有管那些求情的人，而是先去请示顾祝同。
在得到顾祝同的批示后，才直接枪毙了叶道志。
枪毙一个新四军的干部竟然需要国军批准，这直接将问题上升到了原则性的高度。
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让其他人相信他是真正站在我军立场上的人呢？
手下的新四军将士又怎么会从心底认同他这个领导呢？
这种状况无疑给军队的团结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在新四军的组织结构中，存在着复杂的权力格局与决策困境。
在队伍的另一边，副军长实际上掌控着整支部队的实际运作大权。
他在军中有着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部队的日常训练、作战部署等诸多事务都由他来统筹安排。
他有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在士兵们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然而，在那段艰苦的三年游击时期，由于恶劣的战争环境和复杂的地理条件，部队长时间处于流动性作战状态。
战士们每天都要在山林中穿梭，躲避敌人的追捕和围剿。
电台设备也因频繁转移和敌人的破坏而时常出现故障，这使得部队长久时间无法与中央取得直接联系。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部队面临着诸多重大问题。
诸如作战方向的选择、战略战术的调整、与友军的合作协调等，这些问题的处理都无法及时向中央进行汇报。
而中央由于不了解部队的具体情况，也难以给予及时有效的指导。
这就导致部队在决策时常常陷入两难境地，只能凭借自身有限的判断和经验来应对。
有时候，部队做出的决策可能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导致战斗失利或者行动受挫。
尤其是在观念层面，副军长却明显偏向王。
王主张一切遵从统一战线，认为应该无条件地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以维护统一战线的稳定。
副军长对王提出的这一观点深信不疑，全力支持王的主张。
然而，这种观点与老大所倡导的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思想背道而驰。
老大认为，在与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能一味地迁就和妥协，要时刻警惕国民党的反共阴谋。
国民党虽然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但实际上他们一直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
在与国民党的交往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国民党的虚假表象所迷惑。
皖南事变的爆发，给新四军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事变发生后，中央经过深入调查和分析，对这次失败进行了定性。
中央经过深入分析和研究后认为，副军长和政治部主任党性不纯是导致此次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时，他们缺乏应有的斗争意识，在精神层面上已经被国民党所征服，成为了其思想上的俘虏。
在与国民党的交往过程中，他们未能坚守原则底线，对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和挑衅行为选择了一味地忍让和迁就，这使得部队在心理上和行动上都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性和战斗准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部主任在这一问题上与副军长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对于中央的政策表面上敷衍了事、阳奉阴违，而在实际行动中却完全按照国民党的意愿行事，对其百依百顺。
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部队的利益和士气，导致部队在面对国民党的攻击时毫无还手之力，最终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困境，酿成了皖南事变这一惨痛的失败结局。
更有甚者，副军长对于长江军的王竟然采取了积极的合作态度，甚至成为了王的支持者，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他对王的观点和决策言听计从，而对于中央的指示却有所抵触。
他常常以各种理由拖延执行中央的命令，或者在执行过程中大打折扣。
再加上叶项两人之间存在着不合的情况，他们在工作中经常产生分歧和矛盾，难以形成有效的合力。
这种内部的不团结和决策的不一致，直接导致新四军错过了发展的最佳时间。
到了1941年黄桥兵变以后，八路军凭借着正确的战略决策和灵活的战术运用，队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壮大，人数已经达到了三十多万。
而此时的新四军，由于受到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的双重影响，发展十分缓慢，人数还不到五万。
兵变发生后，局势变得异常紧张。然而，在这艰难时刻，八路军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革命情谊。
他们不仅提供了物资支持，还派遣了五万多名英勇的战士加入新四军，为其重建和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力量。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新四军逐渐壮大起来。
尽管人数增长相对缓慢，但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他们终于拥有了二十多万人的规模。
然而，与此同时，八路军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人数已经突破了一百多万。
这种鲜明的对比让吕胜深感忧虑。自从湘南的根据地稳固之后，他一直在深思熟虑着部队的未来发展方向。
他明白，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只有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最终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
在国军腹地发展，需要面对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挑战；而在鬼子那里发展，则无需考虑这些问题。
然而，要想在这个时候北上，还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
吕胜深知，这并非易事，但他决心寻找这个契机，为部队的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