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二世及其核心战略圈，尤其是总参谋部中的东方事务专家如马克斯·冯·奥本海姆，深刻地认识到，与奥斯曼帝国的结盟，其价值远不止于军事协同和地理战略位势。奥斯曼苏丹所拥有的哈里发头衔—— Sunni 伊斯兰世界理论上的最高宗教与政治领袖——是一座潜藏的巨大精神宝库。在总体战的背景下，德国决定挖掘这一宝库，试图将这场本质上源于欧洲列强争霸的冲突，巧妙地包装并升华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宗教-意识形态圣战，旨在从内部引爆其对手的殖民帝国。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许多决策和战略的形成往往早于人们的预期。就像柏林所做出的那个决定——将“吉哈德”武器化，这个看似简单的决定背后，其实隐藏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量。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德皇威廉二世就在1898年大马士革的宣言中，自称为“三亿穆斯林忠实的朋友”。这一宣言不仅是一种地缘政治的算计，更是为未来进行意识形态动员埋下了伏笔。当时的德国，正处于扩张的阶段，它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盟友和支持，而穆斯林世界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目标。
然而，当战争真正爆发时，德国发现自己面临着东西两线夹击的噩梦。在这种情况下，将“吉哈德”武器化的构想迅速从理论变为一项紧迫的国家战略。德国意识到，通过煽动穆斯林的宗教热情，可以在敌人的后方制造混乱和动荡，从而减轻自己在正面战场上的压力。
这个决定并非轻率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德国的决策者们深知“吉哈德”对于穆斯林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明白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可以激发人们的斗志和勇气。通过将“吉哈德”与德国的战争目标相结合，他们希望能够在穆斯林世界中引发一场广泛的反抗运动，对敌人造成巨大的打击。
· 奥本海姆的备忘录： 1914年8月，杰出的东方学家、外交官兼间谍马克斯·冯·奥本海姆向德皇和总参谋部提交了一份影响深远的长篇备忘录。他在文中详尽论述了发动一场伊斯兰“圣战”的可行性与巨大潜力。他分析认为，英属印度（数千万穆斯林）、法属北非（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埃及以及俄属高加索与中亚的穆斯林人口，是其殖民统治体系中最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旦这些地区因宗教号召而陷入动荡，将迫使英、法、俄分散大量兵力维持内部秩序，从而极大缓解德国面临的压力。
· 最高决策： 这一充满诱惑力的前景深深打动了威廉二世和总参谋长小毛奇。在“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任何可能打破僵局的武器都值得一试。于是，一项由德国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和战略指导，由奥斯曼哈里发充当“面孔”的大规模意识形态攻势，在柏林被正式确定下来。其核心目标明确而残酷：利用宗教情感，在协约国的殖民后院点燃叛乱的烽火。
第二节：君士坦丁堡的宣言——哈里发的声音与德国的影子
要将柏林的蓝图变为现实，关键在于说服奥斯曼帝国动用其最高的宗教权威。这项工作在君士坦丁堡紧锣密鼓地展开。
· 德奥的合谋： 战争部长恩维尔·帕夏等青年土耳其党激进派本身就怀有泛伊斯兰主义理想，与德国的战略不谋而合。然而，苏丹穆罕默德五世（Mehd V）和部分较为谨慎的大臣起初有所犹豫，担心此举会激化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并招致更残酷的报复。在德国方面持续的外交压力、资金承诺（德国为此提供了巨额专项贷款）以及恩维尔等人的内部推动下，奥斯曼宫廷最终被说服。
· 盛大的仪式： 1914年11月14日，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历史性时刻到来了。在君士坦丁堡的法提赫清真寺，一场极其隆重的宗教仪式举行。年迈的苏丹-哈里发穆罕默德五世，在帝国最高级的文武官员、宗教领袖（乌理玛）和外国使节面前，正式宣读了“吉哈德”敕令（Fetva-i ?erife）。
· 敕令的内容与针对性： 这份用奥斯曼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发布的文件，措辞严厉而富有煽动性。它宣布对协约国——特别是统治着大量穆斯林人口的英国、法国和俄国——发动“圣战”。它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无论身处何地，都有宗教义务起身反抗这些“压迫者”和“伊斯兰的敌人”，并为他们描绘了为信仰殉道将获得的天堂奖赏。为了增强效力，德国的宣传专家们协助将敕令翻译成多种语言（如乌尔都语、波斯语、鞑靼语），并设计了易于传播的版本。
然而，在这幅充满宗教狂热的画面背后，无处不在的是德国的影子：仪式的一部分资金来源于柏林；传播敕令的通讯社和电台由德国技术人员操控；甚至起草文件的奥斯曼宗教人士，也受到了来自德国和青年土耳其党方面的“强烈建议”。这是一场由德国编剧、奥斯曼主演的宏大政治戏剧。
第三节：声波的利剑——全球宣传网络的构建与运作
宣言的发布仅仅是开始。德国深知，必须将“圣战”的声音传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深入协约国统治下的穆斯林社区。为此，德国构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技术先进且覆盖广泛的全球宣传网络。
· 无线电的威力——瑙恩电台： 位于柏林附近的瑙恩大功率无线电台，成为了德国宣传战的“超级武器”。在那个无线电还是新兴技术的时代，瑙恩电台的强大信号可以跨越千山万水，直接向中东、北非甚至印度次大陆播送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的新闻与宣传内容。这些广播将德皇威廉二世塑造成伊斯兰世界真正的保护者，而英法俄则是贪婪、残暴且注定失败的殖民者。它们播报（并经常夸大）同盟国的胜利，煽动对协约国统治的不满情绪。这种绕过传统媒体封锁、直接“空投”信息的方式，在当时引起了协约国，尤其是英国的极大恐慌。
传单与印刷品的洪流：
德国在君士坦丁堡、柏林以及中立国（如瑞士、瑞典）设立了专门的宣传品制作中心。这些中心犹如一台台高效的印刷机器，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成千上万份设计精巧的小册子、传单和伪造的报纸。这些印刷品的设计独具匠心，通常印有新月、星象和《古兰经》经文等元素，给人一种神秘而庄重的感觉。
然而，这些看似精美的印刷品，其内容却充满了煽动性。它们以各种方式歪曲事实、制造恐慌，试图激起人们对英国及其盟友的不满和反抗情绪。这些材料通过各种渠道被偷运进英属印度、埃及、波斯和阿富汗等地。其中，外交邮袋成为了运输这些宣传品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外交邮袋享有一定的免检特权，可以较为安全地将这些材料送达目的地。
此外，德国还派遣了大量的秘密特工，他们像幽灵一样穿梭于各国之间，将这些宣传品巧妙地传递给目标人群。不仅如此，德国的潜艇也参与到了这场宣传战中，它们在海上悄悄潜行，将印刷品投放到靠近目标地区的海域，然后借助洋流将其送到岸边。甚至，德国还动用了气球和飞机，将这些宣传品从空中撒向目标地区，仿佛一场从天而降的“纸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