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卡尔梅克人的游牧部落中，态度则更为复杂和实用主义。他们对沙俄政府和奥斯曼帝国都缺乏深厚的归属感。长老们更关心的是战争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牧场、牲畜和传统的游牧路线。他们谨慎地观察着风向，试图在两大帝国的夹缝中，为部落寻找一条生存之路。
· 官僚机器的致命迟钝：
所有这些来自前线的报告、情报军官的分析、边境商人的见闻以及社会上的流言蜚语，最终都汇入了沙俄帝国那庞大、臃肿且效率低下的官僚体系。这个体系如同一片巨大的、布满淤泥的沼泽，任何信息投入其中，都会在层层叠叠的公文表格、部门藩篱和官僚惰性中减速、变形，最终失去其本来的面目和紧迫性。
一份来自高加索方面军某师情报官的紧急报告，首先需要得到师参谋长的认可，然后盖上师的印章，通过野战邮递系统送往方面军司令部。在方面军司令部，它可能被一个低级参谋归类为“未经证实的情报”，与其他几十份关于后勤、人事、敌情的报告一起，排队等待高级军官的审阅。几天后，它或许会被附上一句“情况值得关注，请总参谋部酌情处理”，然后被发往遥远的彼得格勒。
在彼得格勒，莫伊卡河畔的总参谋部大楼里，气氛同样紧张而压抑。这里的将军和参谋们，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应对德军在维尔诺方向的猛攻、奥军在加利西亚的反扑，以及国内日益严重的物资短缺和政治动荡上。一份关于遥远南方、一个看似平静的边境城市可能遭受威胁的报告，很容易被淹没在雪片般的紧急公文之中。一种普遍的、基于常理的思维定势主导了判断：“土耳其人在萨勒卡默什遭遇了惨败，他们在高加索的力量已经枯竭。怎么可能还有余力，穿越数百公里的荒原，去进攻阿斯特拉罕？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这种战略上的傲慢与惯性，使得一次又一次的预警在官僚程序的迷宫中迷失了方向。
三、 惊醒与仓促应对：南俄战线的紧急构建
转折点终于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残酷的方式到来了。1916年初秋，当奥斯曼第五集团军的先头部队——通常是精锐的猎兵营或骑兵侦察队——如同黑色的楔子，突然出现在高加索山脉东北麓的平原地带，并与俄军前沿哨所发生激烈交火时，所有的怀疑和拖延都被瞬间粉碎。敌人来了，而且规模远超最初的想象。
· 阿斯特拉罕的临战状态：
恐慌，如同里海骤然刮起的风暴，瞬间席卷了阿斯特拉罕。城市上空第一次响起了凄厉的防空警报声——尽管此时天空中并无敌机，但这刺耳的声音成功地撕碎了往日的和平假象。驻防司令萨莫伊洛夫少将签署了戒严令，宣布全城进入战时状态。宵禁开始实施，灯火管制使得入夜后的城市陷入一片诡异的黑暗。
城市的脉搏骤然改变。荷枪实弹的巡逻队出现在街头，检查所有可疑的行人。征召令贴满了大街小巷，所有十八至四十五岁的健康男性被要求前往征兵站报到。学校停课，学生们被组织起来，与公务员、商店店主、工厂工人一起，投入到加固城防的狂热劳动中。男人、女人、甚至老人，都在士兵的指挥下，挖掘反坦克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未见过坦克，只是按照图纸机械地挖掘着又宽又深的沟壑）、搬运沙袋、加固街垒、在关键路口设置机枪巢。克里姆林宫的军火库被打开，灰尘在阳光下飞舞，老式的、炮管短粗的臼炮和野战炮被马拉人推，安置到刚刚修好的临时炮位上。城市的气氛如同拉满的弓弦，紧张到了极点。
与此同时，潜伏的社会矛盾也开始表面化。对“第五纵队”的恐惧，使得城内俄罗斯居民看向鞑靼和卡尔梅克邻居的目光中，充满了怀疑与警惕。秘密警察（奥克瑞那）的活动变得异常活跃，任意逮捕和搜查事件频发。一些鞑靼富商和社区领袖被“请”到司令部“谈话”，实际上是变相的软禁和警告。这种猜疑的毒药，正在侵蚀这座城市内部团结的基础。
· 伏尔加河区舰队的动员：
停泊在阿斯特拉罕港口的伏尔加河区舰队，接到了来自海军部的紧急命令。霎时间，港区内汽笛长鸣，黑烟从各舰船的烟囱中滚滚而出。这支舰队是阿斯特拉罕防御体系中一个独特而关键的组成部分。它主要由几艘吃水浅、装甲薄弱的炮舰（如“卡兰”号、“基尔桑”号）、若干艘由民用拖轮或客轮改装而成的武装轮船，以及一些装备了机枪的小型巡逻艇组成。
尽管它们无法与波罗的海或黑海舰队的主力舰只相提并论，但在伏尔加河及其错综复杂的支流网络这片特定的战场上，它们拥有无可替代的价值。舰队司令的命令清晰而坚决：立即前出至伏尔加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执行侦察、巡逻和破交任务。水兵们被要求保持最高警惕，用舰炮火力支援岸防部队，并随时准备拦截任何试图渡河的敌军船只。更重要的是，它们被寄予厚望，利用其机动性，袭扰奥斯曼军队那条漫长而脆弱的、沿着里海西岸延伸的陆上补给线。部分精锐的水兵陆战队被抽调出来，组成突击分队，加强到城市外围的关键据点。伏尔加河，这条哺育了城市的母亲河，此刻成为了它最后的护城河。
· 哥萨克骑兵的出击：
广袤的卡尔梅克草原，是骑兵的天然战场。随着警报传来，阿斯特拉罕、乌拉尔乃至更遥远的顿河地区的哥萨克村镇，都响起了集结的号角。哥萨克男子们迅速放下手中的农活，从自家的屋檐下取出用油布包裹良好的马刀和步枪，骑上自己最好的战马，向指定的集结地飞驰而去。
他们的任务古老而明确：利用无与伦比的机动性，前出至南方广阔的草原地带，充当整个防御体系的眼睛和触角，并对北进的奥斯曼军队实施迟滞作战。这些哥萨克骑兵连和百人队，像一把把撒出去的沙子，迅速消失在南方地平线上。他们采取典型的草原游击战术：伏击敌军的小股侦察队和落单的辎重车队；污染或破坏沿途稀少而珍贵的水源地；利用夜暗和沙尘暴的掩护，对敌军营地进行骚扰性射击，然后迅速撤离。他们不与敌人主力正面交锋，而是像一群不知疲倦的狼，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撕咬、消耗着对手的精力、时间和物资。他们的战斗，是为后方仓促集结的援军争取每一分、每一秒宝贵的时间。
· 中央政府的困境与应对：
在彼得格勒，冬宫和总参谋部在确认了阿斯特拉罕方向面临的真实而巨大的威胁后，陷入了一片战略上的慌乱和两难。沙皇尼古拉二世本人更倾向于关注他亲自坐镇的莫吉廖夫大本营（斯塔夫卡）所面对的西线危机。从面对德奥联军的主战线抽调任何一个整师南下，都无异于一场巨大的赌博，很可能导致整个东部战线的崩溃。
因此，沙俄最高统帅部采取了一种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的应急策略：
1. 组建“阿斯特拉罕混成集群”： 命令从后方广袤的内陆军区——喀山、下诺夫哥罗德、萨马拉、萨拉托夫、察里津——紧急拼凑一切可用的军事力量。这包括：刚刚完成基础训练、尚未配齐装备的预备役团；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他们本是未来的军官苗子）；负责维护国内秩序的宪兵和内卫部队；甚至从西伯利亚军区调来了一些原本用于防备中国的边防营。这些部队被冠以“特别混成旅”、“紧急动员师”等临时番号，通过所能利用的一切交通工具——伏尔加河的轮船（这是最快的方式）、里海北岸缓慢的窄轨铁路、以及原始的马车队——火速向阿斯特拉罕方向开进。这些部队士兵的年龄和经验差异巨大，装备五花八门，缺乏统一的训练和协同作战经验，其战斗力令人担忧。
2. 启用老将，统一指挥： 为了协调这片突然变得至关重要的南翼战场，斯塔夫卡任命了一位以稳重和熟悉高加索事务着称的将军——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的副手，或是像帕维尔·卡尔塔绍夫中将这样的角色——来担任“阿斯特拉罕方向总指挥”。他的任务是整合所有零散的资源：萎靡不振的城防部队、桀骜不驯的哥萨克骑兵、力量有限的河区舰队，以及那些正在路上、状况不明的增援部队，构建一条有效的防线。
3. 政治与宣传的全面启动： 意识到内部团结的重要性，沙俄政府紧急启动了政治应对机制。内务部的特使奔赴阿斯特拉罕，与当地的鞑靼、卡尔梅克上层人士和宗教领袖进行“恳谈”，重申沙皇对他们的“信任与关怀”，承诺在战争结束后给予更多的自治权利，并严厉警告任何形式的“背叛”将招致的可怕后果。与此同时，官方的宣传机器全速开动。报纸上充满了对“土耳其侵略者”暴行的控诉（其中不少是夸大或虚构的），将奥斯曼帝国的远征描绘成一场旨在毁灭俄罗斯文明、迫害东正教信徒的野蛮入侵。宗教领袖呼吁信众保卫“圣地”（将阿斯特拉罕的教堂神圣化），知识分子则撰文宣扬“保卫伏尔加母亲河”的爱国主义情怀。一场军事防御战，被努力塑造成一场关乎国家存亡和民族尊严的“卫国战争”。
四、 伏尔加河畔的等待：决心与不确定性
当1916年的深秋降临，给伏尔加河三角洲带来了凛冽的寒风和铅灰色的天空时，阿斯特拉罕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它从一个慵懒的商贸枢纽，蜕变成一个巨大的、充满战争喧嚣的堡垒。街道上遍布沙袋垒成的工事，窗户玻璃上贴满了防震的米字条。宏伟的圣母升天大教堂和其他的公共建筑被匆忙改造成了临时医院，里面堆满了纱布、药品和空着的病床，仿佛在无声地预演着即将到来的血腥。
士兵们——那些满脸稚气的新兵、神色疲惫的预备役员、目光警惕的哥萨克和水兵——抱着他们的步枪，蹲在潮湿泥泞的新挖战壕里，望着南方那片空旷、荒凉、仿佛没有尽头的地平线。他们的心中交织着各种情绪：对未知敌人的恐惧，对家乡亲人的思念，被宣传激起的保家卫国的决心，以及一种深沉的、对于未来的迷茫。
城内的社会气氛如同即将沸腾的水。俄罗斯和哥萨克居民中，同仇敌忾的情绪占据主流，许多人发誓要与城市共存亡。而在鞑靼人和卡尔梅克人聚居区，则笼罩着一种更为复杂和压抑的沉默。表面上，他们遵从官方的所有指令，但关起门来，家族内部和社区内部的争论异常激烈。是应该坚定不移地支持沙俄政府？还是应该暗中欢迎同为穆斯林的奥斯曼军队？抑或是应该在这场帝国争霸中保持中立，只求保全自身？每一种选择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种深刻的内部裂痕，是阿斯特拉罕水泥工事和铁丝网背后，最脆弱、最难以防御的战线。
伏尔加河上，俄国炮舰加大了巡逻密度，它们低矮的轮廓在灰蒙蒙的河面上来回穿梭，警惕的了望员用望远镜仔细搜索着南岸的任何风吹草动。哥萨克骑兵的侦察小队带回的消息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具体，但也常常相互矛盾，加剧了指挥部的困惑。空气里弥漫着湿土、劣质烟草、马匹汗水和机器润滑油混合的刺鼻气味，这是战争特有的味道。
在克里姆林宫那座灯光彻夜不息的指挥部里，萨莫伊洛夫将军和他的新任上级——来自斯塔夫卡的特派总指挥——并肩站在一张巨大的地图前。地图上，代表俄军的红色单位像一些脆弱的、断断续续的链条，勉强环绕着阿斯特拉罕这个中心点。而从南方和西南方，数个粗壮的蓝色箭头，正带着不容置疑的侵略性，刺向这些红色的防线。将军们深知，他们手中的力量远远不足以正面抵挡一支得到德军加强的、士气正旺的奥斯曼集团军。他们所能倚仗的，是伏尔加河这道最终的水障，是仓促构建但占据地利的防御工事，是河舰队那并不强大但灵活的炮火支援，是哥萨克骑兵无休止的袭扰，是即将到来的、尽管质量堪忧的增援部队。
而他们内心深处最大的希望，或许并非来自于自身，而是寄托于敌人身上：希望奥斯曼军队在那漫长而艰苦的、跨越荒原和沙漠的行军中，已经耗尽了他们的锐气、体力和后勤补给。希望这支“星月之矛”，在最终触及目标之前，其锋刃已然磨损，其力量已然衰竭。
阿斯特拉罕，这座见证了无数历史兴衰的城市，此刻在星月与双头鹰的又一次宏大对决中，屏住了呼吸。它既是沙俄帝国南疆脆弱性的集中体现，也即将成为检验奥斯曼帝国那雄心勃勃的“伏尔加之梦”最终是辉煌的现实，还是虚幻泡影的终极试金石。战争的胜负天平，将不仅仅由城墙的厚度和枪炮的数量来决定，更将取决于后勤线的耐力、士兵在绝境中的意志、指挥官在瞬息万变战局中的智慧与决断，以及那永远难以预测的、名为“命运”的最终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