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宗教精英和乌莱玛而言，这是“伊斯兰对异教徒的辉煌胜利”，是安拉佑助的显兆，是进行“圣战”（Jihad）以净化土地的号角。他们从宗教经典中寻找依据，将阿斯特拉罕的胜利比作早期伊斯兰历史上的着名战役。
· 对于受压迫的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这则是推翻俄国经济压迫、夺回土地和生计的天赐良机。
· 甚至在埃米尔宫廷中，一部分对俄国控制深感不满、渴望恢复昔日实权的传统军事贵族和保守派大臣，也开始私下议论，将这视为一个借助外部力量和内部民气，向俄国讨价还价、甚至寻求完全独立的千载良机。
三、 烈火燎原：反俄运动的全面爆发与多元形态
阿斯特拉罕的“惊雷”终于点燃了布哈拉积压已久的“干柴”。反俄运动不再局限于对抗征兵令，而是以多种形态、在不同社会层面上猛烈爆发，形成了一幅复杂而壮阔的斗争图卷。
· 形态一：自发的民间起义与武装抗征——人民的怒吼
这是运动最直接、最广泛的表现形式。在布哈拉埃米尔国的边缘地区，尤其是乌兹别克和土库曼部落聚居的乡村、山区和沙漠绿洲，长期饱受压迫的农民、牧民和手工业者，再也无法忍受。他们拿起古老的猎枪、锋利的马刀、简陋的长矛甚至日常劳作的农具，自发地组织起来，袭击前来征调劳役的俄国官员、税吏和为他们效力的本地警察。他们拒绝提供名单，摧毁征调站，伏击小股俄军部队和哥萨克巡逻队。这些起义虽然缺乏统一的指挥、现代化的装备和清晰的政治纲领，但凭借对地形的极端熟悉、广泛的群众基础以及被逼入绝境的勇气，给俄国殖民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有效地牵制了其本可用于欧洲前线的宝贵兵力。
· 形态二：埃米尔宫廷的权谋与投机——夹缝中的舞蹈
在布哈拉古城宏伟的阿尔克城堡那高墙深院内，年轻的埃米尔赛义德·阿利姆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煎熬与抉择。他一方面深刻感受到俄国的军事威慑，深知公开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可能招致王位不保甚至亡国的灾难；另一方面，国内汹涌澎湃的民意、宗教阶层的压力，以及奥斯曼胜利带来的、摆脱保护国地位的巨大诱惑，又让他心潮澎湃。他的宫廷因此分裂为泾渭分明且激烈争斗的两派：
· 亲俄派（谨慎派/现实派）： 以部分接受过俄国教育、利益与殖民当局深度捆绑的大臣和贵族为首，他们主张坚决镇压起义，向俄国表忠心，以维持现有的权位和既得利益。他们警告埃米尔，任何冒险行为都将导致毁灭。
· 民族/独立派（投机派/理想派）： 以部分掌握传统军事力量（尽管落后）的部落贵族、心怀不满的旧官僚以及具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为代表，他们暗中鼓动埃米尔利用此次千载良机，借助民愤，向俄国要求更大的自治权，甚至秘密派遣使者与奥斯曼方面或独立的阿富汗埃米尔国联系，寻求外部支持和军事援助。
埃米尔本人则如同在刀尖上跳舞，摇摆于两派之间。他很可能采取一种默许甚至暗中支持部分可控的反俄活动（尤其是针对征调的）的策略，以此作为与俄国谈判、要求放宽控制的筹码；同时，他又会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稳定的考虑，严厉镇压任何直接威胁其王位或可能引发俄国直接军事干预的过激行动和起义。这种首鼠两端、极其微妙的平衡策略，使得布哈拉的反俄运动呈现出更加复杂和矛盾的局面。
· 形态三：宗教精英的“圣战”号召——信仰的旗帜
布哈拉作为中亚伊斯兰教的诺尔（光明）和学术中心，其宗教权威的动向至关重要，也最具号召力。一些德高望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伊玛目、谢赫和苏菲派教长，开始在聚礼日（主麻日）的演讲中，不再闪烁其词，而是公开引用阿斯特拉罕的“奇迹”，将反抗俄国征调与保卫伊斯兰信仰直接联系起来。他们发布“法特瓦”（宗教法令），援引经训，宣称在异教徒的压迫下起身反抗是每个穆斯林应尽的宗教义务（法尔德·基法亚）。这种强有力的宗教号召，为自发的经济和政治反抗运动披上了“圣战”的神圣外衣，赋予了其强大的精神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吸引了大量虔诚信徒的狂热参与。马德拉萨的学生（塔利布）——这些年轻、热血、受过基本宗教教育且易于动员的群体——也成为运动中思想最激进、行动最坚决的先锋力量之一。
· 形态四：现代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运作——未来的蓝图
与此同时，一批受过现代世俗教育、深受伏尔加鞑靼“扎吉德”（革新）运动和新奥斯曼思想影响的布哈拉本土知识分子、年轻商人和低级贵族（如后来在巴斯马奇运动和布哈拉人民共和国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法伊祖拉·霍贾耶夫等人），也开始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历史机遇。他们看到的不仅是反俄，更是推翻旧秩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曙光。他们试图为分散、自发的起义提供政治纲领和组织框架，他们的宣传册上，书写着不仅是“驱逐俄国人”，还有“宪政”、“议会”、“教育现代化”、“废除封建特权”等诉求。他们秘密组建政治团体（如后来的“青年布哈拉人”），在夜间秘密聚会，印刷传单，试图将这场源于传统和宗教的愤怒，引导向建立“立宪布哈拉”或“独立的突厥斯坦民族国家”的现代政治方向。他们与传统的宗教势力既有合作，也存在根本性的目标分歧。
四、 俄国的反应：铁腕镇压、政治分化与舆论操控
面对布哈拉乃至整个中亚瞬间燃起的熊熊烈火，沙俄殖民当局的反应是迅速、残酷且富有策略性的。
· 无情的军事镇压： 沙俄当局迅速从土耳其斯坦军区抽调包括哥萨克骑兵、步兵和炮兵在内的精锐部队，组成“讨伐队”，对起义地区进行残酷的“焦土扫荡”。村庄被系统性焚毁，以儆效尤；被俘的起义者及其疑似支持者被集体枪决或绞死；起义领袖被施以酷刑后公开处决，其头颅有时被悬挂在城门口示众。俄军凭借其马克沁机枪、野战炮和严明纪律的绝对优势，在正面战斗中无情地粉碎了缺乏统一指挥和现代武器的起义军武装。
· 精明的政治分化： 利用埃米尔宫廷的内部矛盾和赛义德·阿利姆汗的摇摆心态，俄罗斯政治代表对埃米尔施加巨大压力，迫使他公开谴责起义为“暴乱”和“匪患”，并派出其有限的、忠诚的军队配合俄军镇压“破坏秩序的暴民”。同时，俄国人熟练地运用“分而治之”的古老策略，拉拢有影响力的部落首领和宗教上层人物，承诺保留甚至扩大他们的特权，给予金钱和荣誉，以此孤立和打击最激进、最不可妥协的反抗力量。
· 严密的信息封锁与扭曲宣传： 殖民当局加紧封锁来自阿斯特拉罕前线的真实消息，严格控制电报和邮政。同时，他们开动宣传机器，试图抵消奥斯曼胜利的影响。他们将阿斯特拉罕的陷落描绘为暂时的、局部的战术挫折，夸大俄军在其它战线的胜利。他们甚至散布恶毒的谣言，宣称“奥斯曼军队和德国人一样，屠杀穆斯林平民”、“哈里发已经背叛了信仰”，竭力削弱反抗运动的精神支柱，在穆斯林民众中制造困惑与怀疑。
五、 运动的余波与深远影响：未尽的斗争与历史的转折
尽管在沙俄的铁腕镇压、埃米尔政府的被迫配合以及内部分化下，到1916年底至1917年初，布哈拉境内大规模的有组织起义逐渐被血腥平息，街道和乡村暂时恢复了表面的秩序。然而，运动的火种并未熄灭，它如同地下的暗火，继续燃烧，其影响极为深远，彻底改变了布哈拉乃至中亚的历史轨迹。
· 仇恨的深植： 残酷的镇压在无数布哈拉家庭心中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创伤和仇恨。父亲、儿子、兄弟的鲜血染红了绿洲的土地，这种集体记忆成为未来更激烈、更持久反抗的温床。和解的可能性，在1916年的那个秋冬，被大大削弱了。
· 政治意识的普遍觉醒： 这次运动是布哈拉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席卷社会各阶层的大规模反殖民斗争。它不再是简单的部落冲突或教派纷争，而是清晰地指向了殖民统治本身。它极大地促进了布哈拉人民现代民族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无论是传统的宗教精英还是新兴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都在这次风暴中经历了洗礼，得到了锻炼，积累了宝贵的（ albeit paful）经验。
· 为“巴斯马奇”运动奠定坚实基础： 1916年起义的失败者、幸存者和复仇者，很多携带武器逃入偏僻的山区、广阔的沙漠和难以逾越的沼泽地带，保留了武装斗争的火种。当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接连爆发，沙皇政权崩溃、中央权力出现真空的惊天消息传来时，这些人迅速重新集结，吸纳了更多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不满的力量，发展成为声势浩大、持续十余年的“巴斯马奇”运动（意为“土匪”，俄语贬称，后成为中亚抗苏游击队的统称）。1916年的反抗，可谓巴斯马奇运动的悲壮预演和直接序章。
· 加速了旧秩序的最终崩溃： 这场运动严重动摇了布哈拉埃米尔国的统治基础。埃米尔赛义德·阿利姆汗在俄国和人民之间的尴尬处境，暴露了其政权的软弱性、依附性和合法性危机。它使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包括部分精英，对旧制度感到绝望。这为几年后（1920年），由受过现代思想影响的“青年布哈拉人”与布尔什维克结盟，在红军的帮助下最终推翻埃米尔统治，建立短命的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埋下了决定性的伏笔。
总而言之，阿斯特拉罕陷落的消息，如同一道强烈无比的催化剂，瞬间引爆了布哈拉这个早已充满易燃物的社会火药桶。它使得1916年因征兵令而起的反抗，超越了单纯抗役的范畴，迅速演变成一场融合了反殖民统治、宗教圣战色彩、现代民族意识觉醒和反封建旧制诉求的复杂社会运动。这场运动虽然暂时被枪炮和刺刀镇压下去，但它彻底撕裂了布哈拉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其巨大的回响将贯穿随后到来的俄国革命和内战的整个动荡年代，并深刻地塑造了中亚现代国家在血与火中的艰难诞生之路。绿洲的惊雷，余音不绝，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