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伯尼舰队后方120海里，英国大舰队主力正在以12节航速悄无声息地向东移动。24艘战列舰，包括最新的伊丽莎白女王级超无畏舰，排成壮观的纵队。在它们周围，是更多的巡洋舰和驱逐舰。整个舰队绵延超过十海里，是一个移动的钢铁城市。
杰利科站在旗舰“铁公爵”号的舰桥上，也在看着海图。他的计划很简单：用伯尼作为诱饵，引诱希佩尔出击，然后用主力舰队切断德国人的退路，将他们歼灭在北海中部。这是一个经典的围歼战术，前提是德国人上钩。
“伯尼报告，德国战列巡洋舰转向正北，没有直接追击，”参谋长查尔斯·马登少将报告，“希佩尔很谨慎。”
杰利科点头：“他是优秀的指挥官，不会轻易落入陷阱。但谨慎也可能让他错失机会。命令伯尼：转向东北，航向45度，航速提升到20节。让他制造向挪威方向撤退的假象。如果希佩尔认为我们在逃，可能会更积极地追击。”
“但那样会拉大伯尼与我们的距离，”马登提醒，“如果希佩尔全力追击，可能在我们会合之前就追上伯尼。”
“那就要看伯尼能跑多快，以及希佩尔多想抓住他了。”杰利科平静地说，“风险总是存在的，但我们不能因为风险就放弃机会。”
命令下达。伯尼的舰队开始转向东北，烟囱喷出更浓的黑烟，航速提升到设计极限的20节。在海面上留下明显的航迹，就像受伤的动物留下的血迹，引诱猎手深入。
而在“塞德利茨”号上，希佩尔接到了新的报告：“英国舰队转向东北，航速提升至20节，似乎是全速向挪威方向撤退。”
“他们为什么加速？”冯·米勒疑惑，“如果只是巡航，没有必要全速前进。除非……”
“除非他们想引诱我们追击，”希佩尔接话，“或者，他们真的想逃往挪威中立水域。”
两种可能性都存在。挪威是中立国，如果英国舰队逃入挪威领海，德国海军就不能攻击，否则将违反国际法。但挪威海岸线很长，监视困难，英国人也可能只是虚晃一枪。
“向舍尔上将发送第二份报告：英国舰队加速向东北方向航行，疑似逃往挪威。请求指示：是否继续追击？如果追击，到何种程度？”
电报再次发出。希佩尔知道，这个决定不应该由他独自做出。是否追击，是否冒险，关系到整个公海舰队的命运，也关系到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海上战略。
他走到舰桥的侧翼，望着外面的大海。北海在下午的阳光下闪烁着灰蓝色的光芒，远处有海鸟在飞翔。这片海域看似平静，但水下有潜艇，空中有飞艇，海面有舰队，是一个立体的战场。每一个决策都像投石入水，会产生涟漪，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长官，”通讯官报告，“收到U-19潜艇的报告：在设得兰群岛以南海域监听不到异常声音，没有发现大型舰队通过的迹象。”
这意味着杰利科的主力可能没有从斯卡帕湾直接南下。但也许他们走了更东的航线，或者还没有出发。
情报，还是情报。现代战争越来越依赖情报，但情报永远是不完整的、滞后的、有误差的。指挥官必须在迷雾中决策，在不确定中行动。
希佩尔看了一眼时钟：下午3时20分。距离日落还有大约四小时。夜晚的北海将属于潜艇和驱逐舰，大型战舰将变得笨拙而脆弱。
“命令舰队：航向调整为西北，航向315度，航速保持18节，”他下令，“我们继续追踪英国舰队，但不直接追赶。保持距离，保持接触，等待舍尔上将的进一步命令和更多情报。”
舰队再次转向。现在，德国战列巡洋舰的航向是西北，英国战列舰的航向是东北，两者之间形成一个角度，距离在缓慢拉近，但不像直接追击那样快速接近。
这是一种谨慎的、试探性的接近，就像两只大型猫科动物在交手前的绕圈，都在评估对方，都在寻找破绽。
而在更高层面上，舍尔在威廉港，杰利科在“铁公爵”号上，也在进行类似的评估和决策。这是一场多层次的博弈，从水下到天空，从战术到战略。
希佩尔不知道，他的谨慎可能正救了他的舰队。因为在西面不到100海里处，杰利科的主力正在向东移动，就像一个巨大的陷阱，等待着他踏入。
但他也不知道，他的谨慎可能正让德国失去一个重创英国海军的机会。因为伯尼的舰队确实相对脆弱，如果全力追击，可能在杰利科赶到之前就取得战果。
这就是战争的悖论：最谨慎的决策可能是最正确的，也可能是最错误的。只有在事后，当所有迷雾散去，真相才会显现。
而现在，迷雾依然浓重。北海的猫鼠游戏，还在继续。
第五章：无线电的迷雾
下午3时45分，北海中部，英国战列舰“马尔博罗”号的无线电室内。
这是一个狭小而闷热的舱室，墙壁上布满了电子管、线圈和仪表盘。空气中弥漫着臭氧和绝缘材料的气味，混合着十几个男人身上的汗味。尽管有通风系统，但设备散发的热量让室温比外面高出至少十度。
监听员托马斯·柯林斯下士戴着耳机，眉头紧锁，专注地调整着接收器的旋钮。他的耳机里充斥着各种声音：静电的嘶嘶声、远处雷暴的噼啪声、民用船舶的莫尔斯电码、偶尔飘过的德语对话片段。在这片电磁噪音的海洋中，他像渔夫一样撒网，试图捕捉那些有价值的信息。
突然，一个特定的频率上出现了规律性的信号。柯林斯立刻坐直身体，快速记录着信号的参数：频率、强度、调制方式、重复模式。然后他开始抄收电码——不是英语，不是国际通用的Q简语，而是加密的德军通讯。
“长官，截获德国长波信号，”他向监听长詹姆斯·威尔逊中尉报告，“加密等级中等，使用他们的舰队行动密码。来源方向东南，根据信号强度和方向估计，距离60至80海里。”
威尔逊接过记录纸，快速浏览。“方向东南……那可能是从德国本土的发射站，也可能是海上的舰队。但距离这么近，很可能是海上的舰队。”他转身对通讯官说，“通知舰桥：截获德国舰队通讯，距离估计60至80海里，方向东南。”
信息通过传声管传到舰桥。几秒钟后，回话来了：“舰长问：能否破译内容？”
威尔逊摇头：“时间不够。德军的一次性密码本，没有捕获当前版本的话，我们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才能破译。但信号的参数本身就有价值——它告诉我们德国舰队在附近，而且处于活跃通讯状态。”
在“马尔博罗”号的舰桥上，舰队指挥官塞西尔·伯尼中将盯着海图，手指沿着可能的航线移动。“德国人发现我们了。”他的声音平静，但眼中闪烁着猎手看到猎物接近时的光芒，“他们在报告什么？在向谁报告？是在向希佩尔报告我们的位置，还是在向威廉港的舍尔报告？”
伯尼是经验丰富的老将，今年58岁，在皇家海军服役超过40年。他经历过从帆船到蒸汽船，从木质船体到钢铁巨舰的转变，见证过海战技术的每一次革命。但即使以他的经验，这种通过无线电监听来感知敌人存在的方式，仍然带有某种超现实的感觉——你能听到敌人在说话，但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你能感觉到他们在靠近，但看不到他们。
“需要尝试干扰吗，长官？”通讯官问。
伯尼想了想：“不，让他们通讯。我们监听他们的信号，也能获取信息。而且，如果我们干扰，他们会知道我们发现他们了，可能改变计划。”
他走到海图前，对作战参谋说：“记录：下午3时50分，确认德国舰队在东南方向60-80海里处。通知‘铁公爵’号，我们已经暴露。”
参谋开始起草电报。伯尼继续盯着海图，脑海中快速推演着各种可能。
“不过……也许暴露不是坏事，”他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们是诱饵，那么现在鱼已经看到了饵。问题是，鱼会不会咬钩？”
“铁公爵”号是杰利科的旗舰。伯尼分舰队的任务正是作为诱饵——但不是引诱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而是引诱整个德国公海舰队。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计划：如果舍尔不上当，那么伯尼的八艘战列舰将独自面对可能的德国主力；但如果舍尔上当了，杰利科的主力舰队将在北海中部给予德国人致命一击。
这是一个典型的皇家海军式赌博——用一支分舰队作为赌注，换取歼灭敌人主力的机会。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就是这样做的，用他的舰队作为诱饵，引诱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出战。但现在的情况不同，对手不同，技术也不同。
下午4时20分，新的监听报告传来：截获大量德国无线电通讯，加密等级提高，信号来源分散。
威尔逊中尉亲自到舰桥报告：“长官，情况有变。我们监听到至少五个不同的发射源，都在使用高级加密。从信号特征判断，它们在不同的位置，但在协调通讯——一个发射，另一个很快回应，像在对话。”
伯尼的眼睛亮了：“多支德国舰队在协调行动。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只是其中之一。可能还有轻巡洋舰分队、驱逐舰分队，甚至……可能舍尔的主力也出动了。”
这个可能性让舰桥上的所有人都紧张起来。如果只是希佩尔的四艘战列巡洋舰，伯尼的八艘战列舰虽然老旧，但仍有数量优势，可以一战。但如果德国公海舰队主力出动，那就是另一个数量级的力量对比。
“他们在调兵遣将，”伯尼判断，“通知杰利科上将：德国人可能上钩了。建议我舰队转向东北，制造向挪威方向撤退的假象，进一步引诱他们深入。”
“但那样会拉大我们与主力的距离，”参谋提醒，“杰利科上将的主力在我们西南方向约120海里。如果我们转向东北，距离会进一步拉大到150海里甚至更多。如果德国人全力追击，可能在主力赶到之前就追上我们。”
伯尼露出狡猾的笑容：“那就看谁跑得快了。记住，我们是战列舰，不是战列巡洋舰。我们的最高速度只有20节，希佩尔的战列巡洋舰能跑25节以上。但如果他追得太远，离开岸基飞机的掩护范围，我们的水上飞机就能发挥作用。”
他走到舷窗前，望着外面的舰队。八艘战列舰排成纵队，“马尔博罗”号领航，“乔治五世”号、“阿贾克斯”号、“百夫长”号等紧随其后。这些战舰大多建于1900年代初期，已经算不上最先进，但每一艘都保养良好，随时可以战斗。
“执行命令，”伯尼最终说，“全体舰队转向东北，航向45度，航速提升到20节。让我们给德国人一个值得追赶的目标。”
命令通过旗语和灯光信号传遍整个舰队。巨大的战舰开始缓慢转向，在海面上划出白色的弧线。烟囱喷出更浓的黑烟，引擎室传来更大的轰鸣声——老式三胀蒸汽机在全速运转，推动着两万多吨的钢铁以设计极限的速度前进。
转向完成后，伯尼再次审视海图。他的舰队现在向东北航行，希佩尔的舰队在东南方向。两者之间的角度在变化，距离在缓慢缩小，但不像直接追击那样快速接近。
“长官，”通讯官报告，“截获新的德国信号。这次是短波，方向正东，距离更远。可能是从威廉港直接发出的。”
“内容？”
“无法破译，但信号模式分析显示，这是高级指挥通讯，可能是在下达战略级命令。”
伯尼点头。舍尔在威廉港，杰利科在“铁公爵”号上，两人都在远程指挥这场博弈。而他，伯尼，是棋盘上的一个关键棋子，既要引诱敌人，又要保护自己。
下午5时，太阳开始西斜，阳光变得金黄而倾斜。海面上的能见度仍然良好，但黄昏正在逼近。夜晚的北海将属于另一种战争——驱逐舰的鱼雷攻击、潜艇的伏击、混乱的夜间遭遇战。
“通知各舰：进入黄昏戒备状态。加强了望，特别是对潜艇的观察。驱逐舰分队扩大反潜巡逻范围。水上飞机准备随时弹射，进行反潜和侦察。”
命令迅速执行。驱逐舰开始在海面上做Z字形机动，投放深水炸弹进行预防性反潜。战列舰上的水上飞机被推到弹射器上，引擎预热，准备随时起飞。
伯尼知道，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至关重要。如果德国人在黄昏前发动攻击，他将面临一场艰苦的战斗。如果德国人等到夜晚，情况将更加复杂和危险。
而在东南方向约70海里处，希佩尔也在进行类似的思考。无线电监听到了英国舰队的转向和加速，但无法确定这是逃跑还是引诱。更多的情报正在汇集，但每份情报都带来新的问题，而不是答案。
“长官，”冯·米勒报告，“齐柏林LZ-36发来最新报告：在苏格兰东北海域发现大量烟雾，但云层加厚，无法确认是舰船烟雾还是气象现象。飞艇机组推测可能是大型舰队，但无法证实。”
“推测，无法证实，”希佩尔重复着这些词，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我们有所有的技术手段——飞艇、潜艇、无线电——但我们仍然在迷雾中作战。”
他看了一眼时钟：下午5时30分。距离日落还有不到两小时。
“向舍尔上将发送最后报告：英国舰队继续向东北航行，速度20节。我舰队保持接触，距离约70海里。建议天黑前做出决定：要么攻击，要么撤退。夜晚的北海不利于大型舰艇作战。”
电报发出。希佩尔知道，这个决定可能已经在威廉港做出了。舍尔可能已经命令公海舰队主力出动，也可能命令他们撤退。无论如何，几小时内就会有结果。
而在无线电的迷雾中，更多的信号在穿梭。英国的，德国的，加密的，明码的。有些被截获，有些被破译，有些被忽略。每一份电报都在改变着战场的态势，每一个决定都在影响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
伯尼站在“马尔博罗”号的舰桥上，望着东北方向的海平线。那里是挪威的方向，中立的水域，安全的避风港。但他的任务不是安全，而是冒险。
“希望杰利科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低声对自己说，“也希望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北海的黄昏正在降临，而战争的夜晚即将开始。在无线电的迷雾中，两支舰队在靠近，一场战斗在酝酿。但战斗是否会发生，以何种形式发生，没有人知道。
这就是现代海战：一个由技术、情报、决策和运气构成的复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胜利属于那些能更好地理解迷雾、在不确定中做出正确选择的人。
伯尼不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他将面临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考验。而这场考验，将不仅考验他的勇气，更考验他的判断力。
无线电的迷雾依然浓重，但透过迷雾，历史的轮廓正在显现。
第六章：天空的对决
下午5时10分，北海中部上空3000米，云层下方。
英国水上飞机“肖特184”的引擎发出单调的轰鸣声，双翼在气流中微微震颤。飞行员阿尔弗雷德·汤普森少尉紧握操纵杆，眼睛不断扫视着仪表盘和外面的天空。在他的身后，观察员兼机枪手罗伯特·埃文斯中士正透过望远镜搜索海面。
这架飞机两小时前从轻巡洋舰“卡利俄佩”号上弹射起飞，任务是侦察东北方向海域，寻找德国舰队的踪迹。它的续航时间只有四个小时，现在已经过去一半，燃料消耗了超过50%。汤普森计划在6时30分返航，在燃料耗尽前回到母舰附近，降落在海面，由驱逐舰回收。
“西北方向，距离约10海里，发现烟雾，”埃文斯通过通话管报告，“多股烟雾，可能是舰队。”
汤普森调整航向，向西北飞去。随着距离接近，烟雾的来源逐渐清晰——不是一支舰队，而是两支，在平行航行。从高度和轮廓判断，是大型战舰。
“记录：下午5时15分，北纬57度30分，东经1度15分，发现两支舰艇编队。第一编队，东北方向，八艘大型舰艇，判断为战列舰，航向东北，航速约20节。第二编队，东南方向，四艘大型舰艇，判断为战列巡洋舰，航向西北，航速约18节。两者相距约15海里。”
埃文斯快速记录着。这是重要的发现——伯尼的舰队和希佩尔的舰队，都在视野中，而且相对位置明确。如果能把这份情报带回，将对杰利科的决策有重大价值。
但就在这时，汤普森拍了拍埃文斯的肩膀，指向右前方。
埃文斯调整望远镜方向，呼吸一滞。
齐柏林飞艇！巨大的银色艇身在夕阳下闪闪发光，像一条巨大的鲸鱼游弋在云层之间。距离约五海里，高度约4000米——比他们高1000米。从尺寸和轮廓判断，是德国最新型的齐柏林飞艇，可能编号LZ-36或类似型号。
“德国飞艇！它在侦察我们！”埃文斯对着通话管大喊，“尝试接近吗？用机枪攻击？”
汤普森摇头，声音通过通话管传来：“它比我们飞得高，而且有自卫武器。我们的刘易斯机枪射程有限，仰角也不够。记录它的位置和航向，我们返航报告。”
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肖特184是水上侦察机，不是战斗机。它的主要武器是一挺安装在活动支架上的刘易斯机枪，主要用于自卫，而不是攻击。而且飞艇在1000米上方，他们需要爬升才能接近，但爬升会消耗宝贵的燃料和时间。
但就在这时，飞艇开始转向——不是远离，而是向他们飞来。飞艇腹部的观测舱清晰可见，甚至能看见德国观测员也在用望远镜观察他们。
“它要干什么？”汤普森紧张地问。
答案很快揭晓。飞艇侧面的舱门打开，一个黑色物体被推了出来——不是炸弹，而是一个圆柱形物体，后面拖着长长的飘带。物体在空中下落，飘带展开，减缓下落速度。
“无线电浮标！”埃文斯惊呼，“它在标记我们的位置！”
无线电浮标是德国飞艇部队的新战术。当飞艇发现敌方飞机时，投下这种浮标。浮标落水后会自动展开天线，开始发射无线电信号，标记这个位置有敌方飞机活动。附近的所有德国舰艇都能接收到信号，进而推断出附近有英国舰队——因为水上飞机不可能远离母舰单独行动。
“该死，返航！立刻返航！”汤普森推动操纵杆，飞机开始转向西南，引擎全速运转。
但齐柏林飞艇没有放弃。它调整航向，开始追踪他们，始终保持在较高高度。飞艇的速度虽然不如飞机快，但它的续航时间更长，可以长时间跟踪。
“它知道我们要回母舰，”埃文斯分析，“它在跟踪我们，想找到我们的舰队。”
汤普森看了一眼燃料表：还剩不到40%。如果他们不能摆脱飞艇，直接返回“卡利俄佩”号，就会把德国飞艇引向自己的舰队。但如果绕路，燃料可能不够。
“我们怎么办？”埃文斯问。
汤普森咬着嘴唇，快速思考。然后他有了主意：“我们飞向云层。北海中部有积云，我们可以藏在云里，摆脱它的视线。”
他推动操纵杆，飞机开始爬升，向一片浓密的积云飞去。但飞艇也调整高度，试图保持视线接触。
云层越来越近。汤普森驾驶飞机冲入云中，瞬间被白色的雾气包围。能见度降到几乎为零，飞机在湍流中剧烈颠簸。
“保持航向！”汤普森喊道，紧握操纵杆，依靠仪表飞行。
在云中飞行是危险的，特别是对于没有雷达、没有现代导航设备的一战飞机。但他们没有选择。汤普森希望云层足够厚，能掩盖他们的行踪，也希望飞艇不会冒险进入云层——齐柏林飞艇体积太大，在云中飞行极其危险。
两分钟后，他们飞出云层。汤普森立刻环顾四周——飞艇不见了。可能被云层挡住了，也可能改变了航向。
“我们摆脱它了吗？”埃文斯问。
汤普森没有回答，而是专注地寻找地标。他们在云中飞行时可能偏离了航线，需要重新定位。幸运的是，海面上有一支舰队的航迹——白色的尾流在灰色的海面上很明显。从方向判断，是伯尼的舰队。
“那是我们的舰队，”汤普森说，“但我们不能直接飞过去。飞艇可能还在附近观察。我们绕个弯，从另一个方向接近。”
他调整航向，向东南方向飞行，绕了一个大弧线。燃料表显示还剩30%，时间越来越紧迫。
下午5时45分，他们终于看到了“卡利俄佩”号。轻巡洋舰正在海面上做Z字形机动，周围有几艘驱逐舰护航。汤普森降低高度，飞向巡洋舰，摇晃机翼发出识别信号。
“卡利俄佩”号上，水上飞机回收小组已经准备好。巡洋舰转向迎风方向，减速，为飞机降落创造条件。
汤普森驾驶飞机在海面上滑行，最后停在巡洋舰附近。一艘小艇迅速划过来，将绳索系在飞机上，然后由起重机吊上甲板。
当汤普森和埃文斯爬上甲板时，“卡利俄佩”号的舰长威廉·费舍尔上校已经在等待他们。
“报告长官，”汤普森敬礼，“我们发现伯尼舰队和希佩尔舰队，位置如下……”他快速汇报了侦察结果。
费舍尔点头：“很好。但你们被飞艇追踪了？”
“是的，长官。它投下了无线电浮标。可能已经标记了我们的位置。”
费舍尔脸色凝重：“这意味着德国人知道这附近有我们的舰队。他们可能已经推断出伯尼舰队的位置，甚至可能推断出更多。”他转身对通讯官说，“立即将这份情报发给‘马尔博罗’号和‘铁公爵’号。包括飞艇使用无线电浮标的细节。”
电报迅速发出。而在北海的上空，齐柏林飞艇LZ-36确实还在附近。冯·克劳塞中尉从4000米高度观察着海面，看到了英国飞机降落在轻巡洋舰上，也看到了那支庞大的战列舰舰队。
“记录：下午5时50分，确认英国战列舰分队位置，北纬57度45分，东经1度30分。发现英国轻巡洋舰一艘，驱逐舰若干，有水上飞机活动。推断为英国舰队侦察单位。”
他命令电报员发送报告。同时，他决定继续跟踪这支舰队。夜幕即将降临，但齐柏林飞艇有夜航能力，可以在夜晚继续监视。而且夜晚的飞艇更难被发现，可以更接近目标。
“下降高度到2000米，”冯·克劳塞下令，“保持距离跟踪。我们要知道这支舰队夜晚的动向。”
LZ-36开始下降。在黄昏的光线中，巨大的飞艇像幽灵一样漂浮在空中，无声地跟踪着海面上的猎物。
而在更广阔的天空中，这场对决只是冰山一角。整个下午，北海上空有多起类似遭遇：英国水上飞机与德国齐柏林飞艇的追逐，德国侦察机与英国战斗机的缠斗。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空中侦察对抗，预示着未来战争的模样。
在“卡利俄佩”号上，汤普森和埃文斯正在汇报更多细节。
“飞艇的机动性比预期的好，”汤普森说，“它能够跟踪我们，尽管速度不如我们。而且它使用无线电浮标标记我们的位置，这是一种新战术。”
“飞艇的观测能力也很强，”埃文斯补充，“从4000米高度，他们能清晰辨认舰艇类型。我们的伪装和隐蔽措施可能不够。”
费舍尔上校记录着这些信息。每一份关于敌人战术和技术的情报都有价值，可以帮助改进自己的战术，开发对抗手段。
“你们做得很好，”他对两位飞行员说，“现在去休息。明天可能还有任务。”
汤普森和埃文斯敬礼离开。当他们走出舰桥时，夕阳已经半落，海面染上了金红色。景色壮丽，但他们无心欣赏。他们知道，夜晚的北海将更加危险——对飞机如此，对舰艇更是如此。
而在LZ-36飞艇上，冯·克劳塞也在看着同样的夕阳。从这个高度看，太阳更大，更红，海面像燃烧的金属。美景之下，是战争的残酷现实。
“报告艇长，”观测员说，“英国舰队转向东，航向90度。似乎在改变策略。”
冯·克劳塞点头：“记录并报告。继续跟踪。夜晚对我们有利——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
齐柏林飞艇调整航向，继续跟踪伯尼的舰队。在渐渐降临的夜幕中，这个巨大的银色物体几乎看不见，只有引擎微弱的轰鸣声飘荡在海面上空。
天空中的对决暂时告一段落，但夜晚的监视才刚刚开始。在这场猫鼠游戏中，飞艇既是猫也是鼠——它追踪海面上的舰队，但也可能被战斗机或高射炮攻击。
冯·克劳塞不知道，他的飞艇已经被英国无线电监听站定位。几份截获的无线电信号，结合方向测定，已经大致确定了LZ-36的位置。在英国的作战室里，军官们正在考虑是否派出夜航战斗机进行拦截。
但夜晚起飞战斗机在一战时期是极其危险的。没有雷达，没有可靠的导航，飞行员很容易迷航，或者撞上自己的舰艇。最终，命令没有下达——风险大于收益。
于是LZ-36得以继续它的监视任务。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它将向德国舰队发送多份报告，提供伯尼舰队的实时位置和动向。这些情报将成为希佩尔决策的关键依据。
天空中的眼睛在注视着海面上的棋盘。而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海战的规则正在改变。不再仅仅是舰炮对舰炮的较量，而是包括空中侦察、无线电通讯、情报分析在内的综合对抗。
汤普森躺在“卡利俄佩”号的军官舱里，无法入睡。引擎的震动透过床铺传来，提醒他这是一艘战舰，正航行在战争的海洋中。他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齐柏林飞艇的影像——巨大，沉默，致命。
“下次，”他对自己说，“下次我要飞得更高，带上更好的武器。这些飞艇不能继续这样肆无忌惮地侦察我们。”
他不知道，这个想法正在许多英国飞行员心中萌芽。对飞艇的恐惧和愤怒，将推动英国航空技术的发展，催生专门的防空战斗机，改变空战的形态。
而在LZ-36上，冯·克劳塞也在思考。英国的水上飞机虽然速度慢、航程短，但它们可以从任何舰艇上起飞，灵活性很强。如果英国人改进这些飞机，装备更好的武器，飞艇的优势可能会被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