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代表罗伯特·塞西尔勋爵站起身，整理了一下文件：“先生们，大英帝国理解并尊重中立国的权利。但我们必须提醒各位，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而我们的敌人正在利用中立国船只运送战争物资。这是对中立地位的滥用，也是对国际法的扭曲。”
德国代表冯·巴滕亲王立刻反驳：“英国所谓的‘封锁’实际上是对整个北海的非法封锁，违反了《伦敦宣言》和传统的海上中立法。他们拦截检查中立国船只，扣押合法货物，这是海盗行为！”
美国代表沃尔特·佩奇试图调解：“双方都有合理关切。但我们需要找到平衡点，确保中立国的贸易权利不受过度损害，同时承认交战国的合法安全需求。”
瑞典代表卡尔·布兰廷摇头：“平衡？英国海军已经扣押了我们37艘船，价值超过2000万克朗。德国的水雷和潜艇也击沉了我们12艘船。我们这些中立国夹在中间，损失惨重！”
确实，中立国的困境是封锁战略中最复杂的部分。根据国际法，交战国有权拦截检查可疑船只，扣押“违禁品”——定义为可用于战争的物资。但什么是“违禁品”？食品算吗？药品算吗？棉花算吗（可用于制造炸药）？
英国采取的是宽泛定义：几乎任何东西都可能被认定为违禁品。而德国则指责英国滥用权力，实际上是想饿死德国平民，而不仅仅是打击军事能力。
挪威代表尼尔斯·艾登提出实际问题：“我们的商船船长不知道什么能运，什么不能运。昨天可以通行的货物，今天可能就被扣押。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在破坏贸易。”
塞西尔回应：“我们公布了违禁品清单，并且不断更新。如果船只运输非违禁品，并且目的地不是敌国港口，他们不会被扣押。”
“但你们如何判断最终目的地？”丹麦代表问，“一艘从纽约开往哥本哈根的船只，你们如何知道货物不会从丹麦转运到德国？”
“这就是我们需要检查的原因，”塞西尔说，“我们需要查看提单、货物清单、购买合同等文件。如果文件显示货物确实运往中立国并用于中立国消费，船只可以通行。但如果存在转运嫌疑，我们必须扣押。”
冯·巴滕冷笑：“‘嫌疑’。多么方便的词语。英国人可以凭‘嫌疑’扣押任何船只，然后花几个月时间‘调查’，期间船只和货物都被扣留。即使最终证明无辜，损失已经造成。这是经济战，不是合法封锁。”
会议陷入僵局。中立国想要明确的规则和可预测性，英国想要灵活的执行权，德国想要打破封锁。
佩奇提出一个建议：“也许可以建立‘航运证明’系统。中立国船只从美国或其他国家运货时，由出发港的领事官员出具证明，说明货物种类、数量和最终目的地。英国海军可以接受这些证明，减少登船检查的需要。”
塞西尔考虑了一下：“这个建议有可取之处。但证明必须真实可信，而且我们需要保留抽查的权利，以防滥用。”
“我们德国永远不会承认这种制度，”冯·巴滕说，“这是英国控制全球贸易的又一种方式。”
“那么你们建议什么？”布兰廷反问，“继续现状？我们的船只在北海被英国扣押，在波罗的海被德国水雷炸沉。中立国的贸易几乎停滞。”
冯·巴滕沉默。德国确实也在对英国实施封锁——通过潜艇袭击商船。但这种无限制潜艇战引发了更多国际抗议，特别是当美国船只被击沉时。
艾登说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先生们，现实是北海已经不再是自由航行的公海。它是战场。我们这些中立国要么接受交战国的规则，要么停止贸易。没有第三条路。”
这句话让会议室安静下来。确实，这就是现实。战争改变了规则，改变了国际法，改变了海洋的本质。
塞西尔最终说：“英国愿意与中立国合作，建立更可预测的体系。我们可以提供更清晰的违禁品清单，加快检查程序，对证明文件齐全的船只提供快速通行。但封锁本身必须继续。这是战争的需要。”
冯·巴滕站起：“那么德国别无选择，只能采取一切手段打破封锁。包括使用潜艇攻击任何前往英国的船只，无论其国籍。你们英国人制造了这场危机，就必须承担后果。”
威胁赤裸裸地摆上桌面。无限制潜艇战——攻击所有船只，包括中立国船只。这将使危机升级到新的高度。
佩奇严肃地说：“如果德国采取这种政策，美国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其中立立场。袭击没有武装的商船，特别是中立国商船，是违反国际法和人类道德的行为。”
“当英国试图饿死德国平民时，道德在哪里？”冯·巴滕反问。
会议不欢而散。没有达成协议，立场反而更加对立。
塞西尔回到英国使馆，向伦敦发送报告：“中立国对封锁日益不满，但尚未形成统一反对阵线。德国威胁升级潜艇战，可能包括攻击中立国船只。建议加强反潜措施，同时考虑对中立国做出一些让步，以保持它们的合作或至少中立。”
伦敦的回电简洁：“继续现行政策。必要时可以做一些表面让步，但封锁的核心不能改变。德国经济已经开始感受到压力，这是胜利的证明。”
确实，在英国海军部的情报分析中，封锁正在起作用。德国工业原料库存下降，某些关键物资开始短缺，食品价格上升，民用消费受到限制。虽然距离崩溃还很远，但趋势已经确立。
但代价也很高。中立国的敌意，国际舆论的压力，还有德国必然的反击——包括更多的潜艇战，可能还有水面舰队的冒险出击。
封锁是一场消耗战，消耗德国的资源，也消耗英国的外交资本和海军资源。谁先支撑不住，谁就输了。
在哥本哈根会议后的几天里，北海上的封锁行动继续。更多船只被拦截检查，更多违禁品被扣押，更多抗议被提出。
中立国的困境依然存在：如何在交战国的夹缝中生存？如何保护自己的贸易和利益？没有简单答案。
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随着封锁收紧，压力增大，危机的升级不可避免。北海的猫鼠游戏正在变成一场更危险的游戏，参与者更多，赌注更高。
而在这一切的中心，是那些在海上执行封锁的英国水兵，那些试图突破封锁的德国船长，那些在两者之间艰难求存的中立国船员。
他们不知道外交会议上的争论，不知道战略层面的算计。他们只知道海洋已经变成了危险的地方，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
封锁的绞索在收紧，而绞索下的人们，正在做出自己的选择和牺牲。
1915年8月20日，柏林，帝国经济办公室
汉斯·冯·黑尔费里希博士放下手中的统计报告，摘下眼镜，疲惫地揉了揉眼睛。办公室窗外，柏林的夏日阳光明媚，但房间里的气氛却像冬日的阴霾。
作为帝国经济办公室的负责人，黑尔费里希的任务是管理德国的战时经济，确保军队和民众的供应。但过去几个月，这份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几乎不可能完成。
“铜的库存还剩多少？”他问助手埃里希·科赫。
科赫翻阅文件：“官方库存还能维持六周，但那是理论值。实际上，许多工厂已经削减产量，因为分配到的原料不足。一些小型工厂已经完全停产。”
“橡胶呢？”
“更糟。天然橡胶完全依赖进口，现在库存只剩三周。合成橡胶的生产还在试验阶段，产量微不足道。”
黑尔费里希叹气。这还只是开始。报告上列出的短缺物资名单很长：硝酸盐（用于化肥和炸药）、棉花、镍、锡、石油、热带油脂……
英国的海上封锁正在发挥作用。虽然德国仍然可以通过中立国——主要是荷兰、丹麦和瑞典——获得一些物资，但数量有限，价格昂贵，而且不可靠。许多货物在运输途中被英国海军扣押，或者船主因为风险太高而拒绝运输。
“食品供应情况？”他问下一个关键问题。
科赫的表情更加沉重：“谷物收成比预期低15%，因为缺乏化肥和劳动力。肉类供应减少30%，因为饲料进口受阻。土豆收成尚可，但运输和储存有问题。营养学家警告，如果情况不改善，冬季可能出现普遍的营养不良。”
黑尔费里希站起身，走到窗前。柏林街头看起来还算正常，但仔细观察就能看到变化的迹象：商店前排起的队伍更长，货架上的商品更少，人们的面容更瘦削，衣着更破旧。
战争才进行了一年，但封锁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德国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但许多关键原料依赖进口。没有这些原料，工厂无法生产，军队无法作战，民众无法生活。
“海军有什么说法？”他问，“他们承诺打破封锁。”
科赫苦笑：“海军说有进展。潜艇击沉了不少英国商船。但英国人的反制措施也在加强，他们的护航系统正在建立。而且，即使我们击沉更多商船，也不能解决我们的进口问题。我们需要的是货物进入德国，而不仅仅是阻止货物到达英国。”
这就是封锁战的本质：不对称。英国要阻止货物进入德国，德国要阻止货物到达英国。但英国可以依靠全球帝国和强大的海军维持供应，德国却被困在欧洲大陆，海军相对较弱。
办公室门被敲响。一名传令兵送来新报告：英国海军在挪威海域扣押了五艘试图向德国运送铜和橡胶的船只。货物损失估计价值500万马克。
黑尔费里希把报告扔在桌上：“我们需要新策略。不能只依赖突破封锁线。”
“您有什么想法？”科赫问。
黑尔费里希走到地图前，指着东线：“陆路。通过中立国，或者通过占领区。加强从瑞典的铁矿进口，通过铁路运输。探索从土耳其的陆路通道，虽然漫长且效率低下。”
“但这些都需要时间，而且运输量有限。”
“我知道，”黑尔费里希承认，“但我们必须尝试所有途径。同时，我们需要在国内采取措施：配给制度必须严格执行，替代品研发必须加速，回收利用项目必须扩大。”
他坐下来，开始起草命令。首先要扩大配给制：不仅是食品，还包括燃料、布料、金属等关键物资。其次要启动“替代品计划”：用国内可获得的材料替代进口材料。木浆代替棉花，煤油代替石油，合成材料代替天然材料。
但这都需要时间、资源和专业知识。而时间是最紧缺的资源。
“还有一件事，”科赫犹豫地说，“民众情绪。物价上涨，供应短缺，已经开始引发不满。上周在汉堡有小型抗议，要求改善食品供应。警察驱散了，但问题没有解决。”
黑尔费里希点头。这是最危险的部分。军队可以在前线坚持，但如果后方崩溃，一切都完了。1917年俄国就是因为后方崩溃而退出战争，德国不能重蹈覆辙。
“准备一份公告，”他说，“强调国家的团结和牺牲精神，承诺政府正在采取一切措施确保供应。同时，准备一些实际措施：增加土豆配给，开放公共厨房，控制关键商品价格。”
“财政部不会喜欢价格控制，”科赫提醒，“他们说这会导致黑市。”
“黑市已经存在了，”黑尔费里希冷冷地说，“现在的问题是防止它失控。执行吧。”
科赫离开办公室。黑尔费里希再次拿起统计报告，但眼前却浮现出更大的图景。
封锁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心理问题。每一起扣押事件，每一次短缺，每一点价格上涨，都在侵蚀德国人的信心和耐力。英国人的战略是消耗，是窒息，是等待德国从内部崩溃。
而德国必须找到打破窒息的方法，否则……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是海军部的电话。
“黑尔费里希博士，我是提尔皮茨上将的助手。上将想与您讨论一项新计划，关于加强潜艇战的……”
黑尔费里希听着，脸色越来越凝重。提尔皮茨的计划激进而危险：无限制潜艇战，攻击所有前往英国的船只，无论国籍。这将大大提高击沉率，但也会激怒中立国，特别是美国。
“我需要看到详细的风险评估，”他最终说，“特别是对美国反应的评估。”
挂断电话后，黑尔费里希陷入沉思。潜艇战可能是打破封锁的唯一有效方法，但风险巨大。如果美国参战，德国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但如果不采取激烈措施，封锁将继续收紧，德国经济将继续窒息。这是一个两难选择：冒险升级，或者缓慢窒息。
他看向窗外，柏林的天空依然晴朗，但黑尔费里希感到乌云正在聚集。1915年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天和冬天将带来新的考验。
封锁的绞索在收紧，经济的窒息在加剧。德国需要呼吸，需要突破，需要改变游戏规则。
而改变往往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更激烈的冲突，更不可预测的后果。
但战争就是这样：当温和手段失效时，剩下的只有极端选择。
黑尔费里希拿起笔，开始计算：如果实施无限制潜艇战，每个月可以击沉多少吨位？英国能承受多少损失？美国会在什么时候干预？德国能在那之前迫使英国谈判吗？
数字在纸上排列，但答案依然模糊。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算术，而是概率、心理、时机的复杂混合。
在北海的另一端，英国的海军部也在进行类似的算计。封锁的效果如何？德国还能坚持多久？需要加强哪些环节？如何应对德国的反击？
两位对手，隔着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在进行一场看不见的数学决斗。计算的不是炮弹的轨迹，而是经济的承受力，民众的忍耐力，国家的持久力。
而在这场决斗的中心，是北海上的那些舰艇：布雷舰在布设水雷，潜艇在潜伏监视，巡逻舰在拦截检查，商船在冒险航行。
每一艘船都是一个数字，在双方的算盘上滑动，改变着平衡，影响着决策。
黑尔费里希最终放下笔。他需要更多数据，更多分析，更多时间。
但时间，像北海上的雾气，正在一点点消散。冬天的阴影正在逼近，而封锁的寒冬可能更加漫长，更加严酷。
经济的窒息正在发生，而呼吸的窗口正在关闭。
德国必须做出选择，而选择将决定战争的走向，决定无数人的命运。
在柏林的经济办公室里，一个艰难的决策正在酝酿。而在伦敦的海军部里，另一个决策也在准备：如何应对德国的反击，如何维持封锁，如何赢得这场消耗战。
北海的猫鼠游戏，正在升级为生死决斗。
绞索在收紧，窒息在加剧，时钟在滴答作响。
战争还在继续。
1915年9月10日，朴茨茅斯海军船厂，机密实验区
海军工程师查尔斯·丹尼斯顿少校站在码头边，看着眼前奇特的船只。它看起来像普通的拖网渔船，但船体侧面安装着奇怪的框架结构，船尾拖着一个巨大的金属装置，像梳子的齿一样在海水中拖行。
“这就是‘防潜网拖网器’的第三代原型，”丹尼斯顿向参观的海军部官员解释，“原理很简单：用强化的钢缆网捕捉潜艇。当潜艇在水下航行时，会被网缠住螺旋桨或船舵，被迫上浮。然后我们的驱逐舰就可以攻击它。”
一位资深海军将领皱眉：“听起来太简单了。潜艇不能躲开吗？”
“可以，”丹尼斯顿承认，“所以我们需要大面积部署。这就是‘水听器’网络的作用。”他指向码头上的另一个设备——一个巨大的喇叭形装置，连接着复杂的电子设备。
“被动声呐，我们叫它‘水听器’。可以监听水下声音，探测潜艇的位置。当发现潜艇时，附近的舰艇可以前往搜索，或者投掷深水炸弹。”
参观团中有人点头，有人怀疑。这是英国海军应对德国潜艇威胁的技术努力的一部分。随着封锁收紧，德国潜艇活动加剧，英国商船损失上升，反潜技术成为当务之急。
但技术研发充满挑战。资金有限，时间紧迫，而且是在战争中，不能像和平时期那样慢慢试验。
“还有这个，”丹尼斯顿带众人到另一个区域，这里停着一艘改装过的商船，甲板上安装着奇怪的平台和起重机，“‘Q船’，伪装商船。看起来是普通商船，但隐藏着火炮和深水炸弹。当德国潜艇上浮用甲板炮攻击时，‘Q船’会突然揭开伪装，开火反击。”
一位官员问：“效果如何？”
“有限但有用，”丹尼斯顿诚实地说，“已经击沉了三艘德国潜艇。但德国人学得很快，现在他们更倾向于用鱼雷攻击，不上浮。”
这就是战争中的技术竞赛：一方开发新武器或战术，另一方适应和反制。然后前者再改进，后者再适应。螺旋上升，代价高昂。
在实验区的另一个角落，航空工程师正在测试新型深水炸弹。传统的深水炸弹需要精确计算潜艇的位置和深度，投掷后下沉到预定深度爆炸。新设计增加了磁感应引信，可以在靠近潜艇金属船体时自动爆炸，提高命中概率。
“但我们需要更好的探测手段，”一位工程师说，“知道潜艇在哪里，才能有效攻击。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在盲目投弹。”
丹尼斯顿点头：“所以我们也在开发主动声呐——发出声波脉冲，通过回波探测目标。但技术还不成熟，特别是区分潜艇和鱼群、礁石或其他障碍物。”
技术竞赛不仅在英国进行。在德国，工程师们也在努力工作，改进他们的武器，对抗英国的封锁。
在基尔的海军船厂，德国工程师正在测试新型水雷：磁性水雷，不是通过接触爆炸，而是通过船只的磁场触发。这种水雷可以布设在更深的水域，更难被发现和扫除。
在威廉港，潜艇设计师正在改进U艇：更长的续航时间，更大的载弹量，更好的潜航性能。最新的U-51型潜艇可以在水下停留72小时，携带16枚鱼雷，航程达8000海里。
在柏林，无线电专家在改进密码和通讯技术，试图对抗英国的海军情报部（Roo 40）的破译努力。德国人不知道，英国人已经部分破译了他们的海军密码，但英国人也不知道，德国人正在准备新的密码系统。
技术竞赛是全方位的：探测与反探测，攻击与防御，通讯与监听，密码与破译。
在朴茨茅斯参观结束时，丹尼斯顿做了总结：“先生们，技术不能单独赢得战争，但可以改变平衡。更好的反潜技术可以减少我们的商船损失，维持对德国的封锁压力。更好的水雷和探测技术可以加强封锁效果，迫使德国投入更多资源突破封锁。”
“但德国人也在改进，”一位官员指出，“这是无休止的竞赛。”
“是的，”丹尼斯顿同意，“但在这场竞赛中，我们有优势：更强大的工业基础，更广泛的技术资源，更重要的是，我们控制着海洋。德国被封锁，获取关键材料和技术的渠道有限。时间在我们这边——如果我们能坚持下去。”
参观团离开后，丹尼斯顿回到办公室，看着墙上的北海地图。地图上标出了已知的德国潜艇活动区域，英国反潜巡逻线，水雷区，监听站网络。
封锁是一个系统，一个由技术、战术、情报、资源构成的复杂系统。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不断改进，每一个弱点都需要修补。
他拿起一份报告：德国新型潜艇的下水速度在加快。每月有3-4艘新潜艇加入舰队。按照这个速度，到1916年初，德国将拥有超过100艘作战潜艇。如果它们全部投入无限制潜艇战，英国商船损失可能达到无法承受的程度。
“我们需要更多资源，”丹尼斯顿在报告中写道，“特别是反潜舰艇和飞机。深水炸弹的生产必须增加五倍。水听器网络必须扩展到所有主要航道。”
但资源是有限的。海军在建造更多战列舰和巡洋舰，陆军需要火炮和弹药，空军需要飞机。每个军种都在争夺有限的工业产能。
这就是总体战的特点：不仅是军队的对决，也是经济、工业、技术的全面竞争。谁的组织更有效，谁的创新更快，谁更能承受消耗，谁就更可能获胜。
丹尼斯顿知道，技术竞赛只是更大竞赛的一部分。封锁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多个因素：海军的执行力，外交的灵活性，民众的忍耐力，还有运气。
但技术确实重要。一枚更好的水雷可以封锁一片海域，一个更好的声呐可以发现一艘潜艇，一艘更好的伪装船可以击沉一艘敌艇。每一个小小的改进，都在改变概率，积累优势。
夜晚，丹尼斯顿离开船厂，走在朴茨茅斯的街道上。港口里，舰艇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造船厂里，焊花飞溅，锤声叮当。整个英国的海岸线都在为战争努力：建造、维修、改进、创新。
在北海的另一端，德国也在进行类似的努力。汉堡、基尔、威廉港的船厂也在日夜工作，建造潜艇，改进战舰，研发新武器。
两个工业强国，隔着狭窄的北海，在进行一场技术的马拉松。没有终点线，只有不断的奔跑，不断的追赶，不断的超越。
而对丹尼斯顿这样的工程师来说，这场竞赛是具体的：一个设计，一个原型，一次测试，一次改进。日复一日，周复一周。
他回到住所，拿出笔记本，开始设计下一代防潜网的改进方案。网的材料需要更强，结构需要更巧妙，部署需要更便捷。
窗外的夜空中有星星闪烁。丹尼斯顿想起小时候父亲说的话：航海者依靠星星导航，但真正的方向来自内心。
在这场战争中，技术是工具，但方向是战略，是意志，是坚持。
封锁在继续，竞赛在继续，战争在继续。
而像丹尼斯顿这样的人，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在改变着战争的平衡，一点一点，一步一步。
笔记本上的草图逐渐成形。新一代防潜网，结合了新材料和新设计，也许能提高捕获概率10%。10%听起来不多，但如果部署在100个地点，也许就能多捕获10艘潜艇，拯救数十艘商船，维持数千吨的货物运输。
这就是技术竞赛的真相：不是奇迹般的突破，而是渐进的改进，积累的效果，最终的量变到质变。
丹尼斯顿工作到深夜。明天，他将回到船厂，监督原型建造，进行测试，分析数据，再次改进。
循环往复，直到战争结束，或者直到突破到来。
而在北海的两岸，成千上万的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在做着类似的工作。他们可能从未见面，从未交流，但他们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一场通过图纸、公式、原型进行的对话。
技术竞赛，这场战争的第二战线，正在全面展开。
而它的结果，将影响第一战线的胜负，影响封锁的效果，影响战争的结局。
丹尼斯顿最后看了一眼草图，合上笔记本。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新的挑战，新的机会。
技术竞赛没有休息日，就像战争没有暂停键。
北海的夜幕下，竞赛在继续。
1915年10月15日，汉堡港区
安娜·穆勒提着空篮子，排在食品店门前的长队中。队伍缓慢移动，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疲惫和焦虑。深秋的寒风吹过街道，卷起地上的落叶和灰尘。
“每人限购两磅土豆，半磅面粉，”店老板有气无力地重复着，像念经一样，“没有肉，没有黄油，没有糖。下周可能会有鱼，但不保证。”
轮到安娜时，篮子里只多了几颗皱巴巴的土豆和一小袋灰扑扑的面粉。她数出硬币——价格比上个月又涨了20%——然后转身离开。
街道上，类似的场景在多家店铺前上演。妇女们提着空篮而来，带着少量食物而去。男人们大多在前线，或者在工厂长时间工作，换取越来越不值钱的工资。
安娜回到租住的公寓，一间狭窄的两居室，她和三个孩子以及年迈的母亲住在一起。大儿子卡尔16岁，已经在船厂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勉强够他自己吃饭。二女儿莉泽12岁，辍学在家照顾祖母和弟弟。小儿子汉斯8岁，瘦得像根芦苇。
“妈妈，有吃的吗？”汉斯问，眼睛盯着空荡荡的桌子。
安娜拿出土豆：“今晚吃土豆汤。莉泽，去削皮。”
莉泽默默拿起土豆和小刀，开始工作。她的手很熟练——这个年龄的女孩应该在学校学习，或者和朋友玩耍，但她已经承担了家庭责任。
祖母坐在角落的椅子上，闭着眼睛，似乎在睡觉，但安娜知道她在节省体力。老人已经74岁，经历过多次战争和危机，但她说这次不一样。
“英国人想把我们饿死，”她有时会喃喃自语，“就像困住野兽，等待它虚弱。”
安娜起初不相信这种说法。德国是强大的国家，有强大的军队，不可能被饥饿打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怀疑。食物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商店里的货架越来越空。
厨房里，莉泽在煮土豆汤。水沸腾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响亮。安娜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汉堡曾经是繁荣的港口城市，现在却显得萧条。许多商店关门，街上行人稀少，马车和汽车罕见——燃料也被配给了。
封锁的影响以各种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不仅是食物短缺，还有衣服、燃料、药品、日常用品。安娜的鞋子已经补了三次，衣服洗得发白，家里的煤只够每天烧一小时取暖。
更糟糕的是不确定性。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不知道生活何时能恢复正常。
门外传来敲门声。安娜开门，是邻居弗劳·施密特，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儿子也在前线。
“安娜，你听说了吗？”弗劳·施密特压低声音，“码头又有一艘船被英国人扣押了。运的是药品和绷带。医院已经缺货两周了。”
安娜叹气：“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结束这场战争，”弗劳·施密特说，声音中带着绝望，“无论以什么方式。再这样下去，不等英国人打进来，我们自己就垮了。”
这是危险的言论。谈论和平可能被视为失败主义，甚至叛国。安娜小心地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别人听到。
“进去说吧，”她让弗劳·施密特进来，关上门。
两个女人坐在简陋的厨房里，莉泽继续煮汤，汉斯在一旁看着锅，仿佛能用眼睛让食物变多。
“我听说柏林有人抗议，”弗劳·施密特说，“要求政府改善供应，或者寻求和平。”
“结果呢？”
“警察驱散了。几个领头的人被逮捕。报纸说是‘外国煽动者’。”
安娜沉默。她不了解政治，她只知道生活越来越艰难。丈夫在东部前线，已经三个月没有来信了。她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不知道他是否吃得饱，穿得暖。
“卡尔在船厂听说，”弗劳·施密特继续说，“海军在建造更多潜艇，说要打破封锁。但如果这需要更长时间，我们怎么能等到那时候？”
汤煮好了。莉泽盛出五碗稀薄的土豆汤，每碗里有几块土豆，几乎没有油星。这就是晚餐。
吃饭时，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专注地吃着自己的那份，珍惜每一口。汉斯很快吃完，眼睛盯着锅里剩下的汤底。
“没有了，”安娜温和地说，“明天也许会有面包。”
但实际上她不知道。面包配给已经减少到每周两磅，而且质量很差，掺杂了各种替代品：土豆粉、豆粉、甚至木屑。
饭后，安娜让莉泽带汉斯去睡觉。她自己和弗劳·施密特继续说话。
“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弗劳·施密特说，“不能只是等待。”
“我们能做什么？”安娜问，“我们是平民，是妇女。我们没有权力。”
“我们有声音，”弗劳·施密特坚持，“我们可以联合其他妇女，向市长请愿，要求改善食品供应。这不是政治，这是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