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日凌晨，滇缅公路北段
五辆迷彩涂装的卫士越野车组成的车队冲破晨雾，在崇山峻岭间的简易公路上疾驰。车头加装的防撞栏上满是泥泞，车顶架设的重一型机枪用帆布罩着，但枪口依然指向沿途的山林。
刘军坐在头车副驾驶座，单手扶着车门上方的扶手。车身在颠簸的山路上剧烈摇晃，但他坐得稳如磐石——这是多年战场生涯练就的本能。透过后视镜，他看见后面两辆车里，李闻韶和杨闻曰两位师长正抓紧时间打盹。
从越南谅山到西北根据地，四千多公里路程，他们只用了七天。沿途所有补给站都是三年前就秘密建立的，油料、弹药、食品一应俱全。这是朱琳的手笔——她总能在所有人想不到的地方提前布局。
“军长，前面就是渭南了。”司机看着地图，“按总指挥的命令，我们在那里换乘飞机。”
刘军点点头。车窗外的天色开始泛白，远山轮廓在晨光中渐渐清晰。他想起三天前在河内指挥部收到的密电，电文只有八个字：“国之重器已成，速归。”
国之重器。这个词从她那里传来，从来都有特殊含义。
“听说总指挥把四个主力师都留在东南亚了？”李闻韶不知何时醒了，在后座问道。
“三十八师驻越南，三十九师驻缅甸，四十师在泰国，四十一师负责老挝和柬埔寨。”刘军说，“每个师配属五百名政工干部。现在那些地方的孩子学中文、认汉字，村镇里挂的都是五星红旗。”
杨闻曰揉着发红的眼睛：“法国人和英国人反应过来怎么办？”
“等他们反应过来，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刘军语气平静，“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军队正在欧洲和德国人死磕，丘吉尔忙着应付日军对印度的进攻。等战争结束，他们会发现——东南亚已经换了天地。”
车队驶入渭南郊外一座隐蔽的野战机场。这里三年前还是一片荒地，如今已经建成标准的二级跑道和塔台。跑道上，一架墨绿色涂装的轰-4改运输机正在预热引擎，四台“玲珑三号”发动机的低吼震动着清晨的空气。
“那是总指挥的专机。”李闻韶望着翼展近四十米的庞然大物。
机舱门打开。朱琳站在舷梯顶端，穿着和普通士兵一样的军便服，晨风吹动她额前的短发。机要秘书李萍抱着文件夹站在她身后一步的位置。
“上车。”朱琳只说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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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六点二十分，万米高空
运输机穿过云层，在平流层平稳向西飞行。下方，黄土高原的沟壑纵横逐渐被无垠的沙漠取代。
刘军走到驾驶舱后的观察窗前，接过警卫员递来的高倍望远镜。起初只是连绵起伏的沙丘，但随着飞机降低高度，沙漠深处开始出现异常规整的图形——笔直的道路切割着沙海，方形的建筑群排列整齐，中心区域还有一个巨大的环形场地。
“那是什么地方？”他放下望远镜。
朱琳走到他身旁，没有看窗外：“罗布泊。”
“罗布泊？”李闻韶凑过来，“那不是塔克拉玛干的无人区吗？怎么会有建筑……”
“三年前就不是无人区了。”朱琳语气平静，“钱学森带了两千三百名科学家和技术工人进去，吃住都在那里。没有对外通信，没有人员出入，与世隔绝。”
杨闻曰神色一凛：“总指挥，难道是那个计划……”
朱琳看了看腕表：“十五分钟后降落。有些事，需要你们亲眼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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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点整，罗布泊地下指挥中心
升降机下降了整整一百五十米。当厚重的铅制防爆门向两侧滑开时，刘军三人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
这是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地下空间，墙壁是两米厚的钢筋混凝土，表面覆盖着铅板。天花板上密布着各种管道和线缆，几十台仪器发出低沉的嗡鸣。正前方，一整块巨大的屏幕几乎占据了整面墙——屏幕分割成三十六个画面，实时显示着不同区域的场景。
“这是闭路电视监控系统。”一位年轻的技术人员走上前，“摄像装置设在二十公里外的六个观察点，通过地下电缆传输信号。虽然还是黑白画面，但已经能看清五百米内的细节。”
屏幕上，有的画面显示着沙漠中的混凝土碉堡群，有的拍摄着简易营房。最让人在意的是中间几个画面——圈舍里关着牛羊，沙地上散养着鸡鸭，它们浑然不觉地进食、走动。
“那些是生物效应测试样本。”钱学森从控制台前转过身。这位科学家比三年前消瘦许多，但眼睛明亮得惊人，“我们需要知道不同距离上的杀伤效果。”
刘军看着屏幕上那些牲畜，又看向朱琳。他的妻子站在控制台中央，侧脸在仪器的冷光中显得格外沉静。
“报告，所有人员已撤离至安全区。”一名军官立正汇报，“爆心五十公里范围内无滞留人员。”
钱学森看向朱琳：“总指挥？”
朱琳点头：“按计划执行。”
控制室里瞬间安静。所有人都回到岗位，眼睛紧盯着屏幕和仪表。大屏幕切换到主画面——一架轰-6K轰炸机停在跑道上，地勤人员正在将一枚外形特殊的炸弹挂入机腹弹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