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这家，”赵文轩指着一家2004年成立的美国公司，“专门做图形处理器，虽然现在主要做游戏显卡，但我们判断，未来并行计算会成为主流，这种芯片有巨大潜力。”
“还有这家以色列公司，做闪存技术的，如果能突破容量瓶颈，将彻底改变数据存储方式。”
“中国的这几家也不能忽视——这家做搜索引擎的，虽然现在规模不大，但在中文搜索领域有独特优势；这家做即时通讯软件的，用户增长极快……”
李建国接过话头：“我知道各位担心风险。所以基金采取‘金字塔’投资策略：底层是100家早期初创公司，每家投资500万到1000万美元，这个层级我们预期80%会失败；中层是30家成长期公司，每家投资2000万到5000万，成功率预计50%；顶层是10家即将IPO或被收购的准独角兽，每家投资1亿以上，成功率要在90%以上。”
“即使这样算，”财务总监快速敲着计算器，“如果底层全亏，中层亏一半，我们也可能损失超过15亿……”
“但如果顶层有哪怕三到五家成为下一个微软、英特尔呢？”李建国反问，“如果有一家投资回报达到100倍、1000倍呢？老陈，你管财务，应该比我更清楚风投的数学——成功一个，覆盖全部。”
会议室陷入沉思。这些商海沉浮几十年的老将，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只是如此大规模、系统性的科技投资，在集团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李董，”负责内地业务的副总裁开口，“我们投这么多钱到美国、以色列，国内会不会有看法？毕竟集团根在内地……”
“问得好。”李建国点头，“所以基金有个硬性规定：所有投资必须包含技术转移条款。我们投资的公司，如果要在中国市场发展，必须与建国集团在内地的研发中心合作；如果被收购，相关专利技术我们有优先授权权。”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更重要的是，基金将单独设立一个‘归国人才创业子基金’，规模5亿美元，专门支持在美国硅谷等地的华人科学家、工程师回国创业。我们要做的不是把钱送给外国人，而是建立一条技术回流的通道。”
这个补充让许多人眼睛一亮。
周卫国沉吟道：“如果真能做到技术反哺，那这投资的政治风险就小多了。不过，50亿美元不是小数目，董事会那边……”
“我已经和主要董事沟通过。”李建国展示一份文件，“林家、娄家都表示支持。娄晓娥女士昨天还从旧金山打来电话，说硅谷那边她已经帮我们物色了一个顶尖的投资团队。”
娄晓娥——娄半城的女儿，八十年代赴美留学后留在硅谷，如今是知名的华人天使投资人。这条线，李建国埋了二十年。
“具体的执行团队，”李建国继续道，“文轩带队，晓娥在硅谷配合。国内这边，我准备请林教授出山担任首席科学顾问。”
“林教授”指的是林婉清的弟弟，中科院院士，半导体专家。这个安排再次显示了李建国布局的周密——既有国际视野，又有国内顶尖技术支持。
会议开了整整四个小时。质疑、辩论、测算、推演……当夜幕完全降临时，初步方案终于成形。
“最后一点，”李建国总结时说，“这个基金不要急于求成。我给它的考核周期是十年。十年内，不要求盈利，只要求投出真正有潜力的公司，建立起我们在全球科技领域的人脉和信息网络。”
他站起身，走到那面可以俯瞰维多利亚港的落地窗前：“各位，我今年七十了。很多人劝我该退休享福了。但我想的是，建国集团不能只在我这一代辉煌。我们要为未来铺路，为中国的科技崛起尽一份力。”
“五十年前，我在轧钢厂画图纸时，梦想是让中国的机器赶上外国。今天，我的梦想是让中国在下一个科技时代不再落后。这个基金，就是追梦的第一步。”
窗外，维港的灯光倒映在海面上，仿佛星河落入人间。会议室里，这些商界精英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这位古稀老人的胸中，跳动着的是一颗怎样年轻而澎湃的雄心。
散会后，李建国独自留在会议室。他打开加密邮箱，给娄晓娥发了一封邮件：
“晓娥，基金已启动。按计划进行，重点关注那几家我上次提到的公司。另，你上次说的那位斯坦福的华人教授，务必接触，他研究的‘深度学习’概念，我预感很重要。保重。建国叔。”
发送完毕后，他看向桌上一张老照片——1958年，轧钢厂技术科，年轻的李建国站在一台自制的机床前，笑容灿烂。
“老朋友，”他轻声道，“咱们又要开始搞技术了。这次，舞台是整个世界。”
窗外，东方既白。新的一天，也是新的征程的开始。建国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的种子已经播下，谁也不知道，它会长出怎样的一片森林。
但李建国知道，就像五十年前他坚信技术能改变一个工厂的命运一样，今天他同样坚信，科技能改变一个国家的未来。
而他要做的，就是在这条路上，做一个播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