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欧洲专利局宣布，启动对建国通信三项欧洲专利的无效审查程序——这是诺基亚推动的。
接着，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应高通请求，对建国通信在日本的子公司发出临时禁售令。
最致命的一击来自供应链：德国某精密射频器件供应商突然通知，因“不可抗力”暂停向建国通信供货。美国一家芯片测试设备商也延迟了交货。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来自上游的压力。
“他们在多维度绞杀。”战略会议上，周卫国忧心忡忡，“法律诉讼打击市场和信心，供应链封锁卡住生产，媒体上还在营造‘中国公司偷技术’的舆论氛围。这是组合拳。”
李建国翻看着最新一期的《华尔街日报》，头版标题刺眼：“专利流氓还是创新者？中国建国集团面临终极考验”。文章里充斥着“知识产权盗窃”、“国家补贴扭曲竞争”、“不遵守国际规则”的指控。
“晓娥，”他看向外甥女，“硅谷那边的舆论，你能影响多少？”
“很难。”娄晓娥苦笑，“舅舅，您知道硅谷的生态。律师、分析师、媒体、智库……很多都和高通、苹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已经联系了几家友好的媒体，但声音太小。而且……我们在美国的盟友，此刻大多保持沉默。”
“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李建国合上报纸，“正常。”
他环视会议室里一张张沉重的面孔，忽然问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你们知道，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众人一愣。
“那时候我在丰泽园当厨师，每天经手山珍海味，自己却饿得浮肿。”李建国眼神悠远，“但我发现一个道理——人饿到极致，反而会清醒。知道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知道怎么一点点攒粮食，怎么用最少的东西活下来。”
他站起身：“现在也一样。巨头围剿，看起来是绝境，但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逼着我们看清楚——哪些技术是真正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哪些市场是实在的，哪些是虚的；哪些朋友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张振华，你亲自去欧洲，一家一家拜访我们的设备供应商。告诉他们，建国通信死不了。如果现在雪中送炭，未来十倍回报。如果落井下石……”李建国顿了顿，“等我们缓过来，名单上的，一个不留。”
“刘峰，你负责终端业务。麒麟手机暂时收缩战线，集中保中国市场。但研发不能停，下一代产品要更快、更好、更便宜。市场丢了可以再抢，技术落后了就真完了。”
“文博，芯片是生死线。我给你加人、加钱、加权限。需要什么直接跟我说。”
最后，他看向法务总监陈明：“陈总，这场官司，我要你组建历史上最强的应诉团队。中国的律师，美国的律师，欧洲的律师，该请谁请谁。预算不设上限，但我要一个结果——不是和解，不是妥协，是要在法庭上，堂堂正正地打赢至少一场！”
会议室里，沉重的气氛开始松动。仿佛一艘在暴风雨中颠簸的大船，终于稳住了舵。
深夜，李建国独自在办公室
窗外香江的夜景依旧璀璨，但他的目光越过了眼前的繁华，投向了更深的黑暗。桌面上摊开着一份刚收到的机密文件——来自国家有关部门的情况通报。文件显示，此次专利围剿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国科技产业的整体崛起，已经触及了一些根本性的利益格局。
电话响了，是林婉清从京都打来的。
“还没睡？”
“快了。你呢？”
“睡不着，担心你。”林婉清声音温柔，“建国，如果……如果实在撑不住，我们退一步也行。你今年七十二了，不该再承受这些。”
“婉清，”李建国握着话筒，“你还记得我们结婚那天，我说过什么吗？”
电话那头沉默。
“我说，我要建一个能让中国人挺直腰杆的企业。”李建国声音很轻，却无比坚定，“现在腰杆刚挺起来一点，就有人想把它打断。如果我现在退了，以后还有哪个中国企业家敢挺直腰杆？”
林婉清良久无言，最后轻声说：“那你就挺住。家里有我。”
挂断电话，李建国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老旧的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枚已经生锈的轧钢厂厂徽，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1958年，年轻的他和父亲站在轧机前。
“爸，”他对着照片轻声说，“您当年用命保护了一台机器。今天，我要用我这条老命，保护一个产业。咱们爷俩，都没怂过。”
他收起盒子，打开电脑，开始起草一份名为《关于应对国际专利围剿及建设自主创新体系的战略报告》。这份报告，他将同时提交给集团董事会和国家有关部门。
报告的第一句话是：“当前遭遇的专利围剿，不是建国集团一家的危机，是中国高科技产业集体崛起的必经之劫。跨越此劫，海阔天空；退缩于此，万劫不复。”
窗外，东方渐白。
新的一天，也是新的战斗的开始。
而李建国知道，这将是建国集团成立以来，最艰难、最漫长、也最残酷的一战。
对手不再是四合院里的街坊邻居，不再是工厂里的保守派，而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狡猾、最无情的商业帝国。
但这一次，他依然要赢。
也必须赢。
因为背后，不再只是他和他的企业。
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科技时代挺直腰杆的渴望。
晨光透过玻璃，照在老人挺直的脊背上。
那背影，孤独，却如山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