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一点，轧钢厂厂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杨卫国坐在办公桌前，桌面上摊开两份材料。左边是联合调查组送来的“李建国问题初步调查报告”，右边是孙大勇悄悄送来的、李建国在羁押室里写的《关于在“大跃进”中挖掘老旧设备潜力的技术建议》。
他先看调查报告。厚厚一沓，照片、证词、分析……看起来证据确凿。尤其是那张从地球仪里搜出的微缩胶卷，拍摄的军工企业分布图触目惊心。
如果这些都是真的，李建国就是潜伏在厂里的间谍，罪不容诛。
但杨卫国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他拿起李建国写的那份技术建议。纸是最普通的信纸，字迹工整，没有一句辩解，全是实实在在的技术方案：
“……一车间三号轧机主传动齿轮可改为斜齿设计，预计提升传动效率12%，降低噪音……”
“……建议在轧制车间增加余热回收装置，利用轧钢余热为职工澡堂供水，每年可节约燃煤约150吨……”
“……老旧轧机液压系统改造，用国产元件替代进口，单台改造成本不超过800元，效率提升可达25%……”
一行行，一页页，数据详实，计算严谨。更难得的是，每一条建议都考虑了厂里的现实条件——资金紧张、材料短缺、工人技术水平参差不齐。
这是一个间谍会写的吗？
杨卫国想起李建国进厂这半年多做的事：改造二号轧线，提升效率30%；带徒弟，培养年轻技术员；甚至在部里表彰后，把奖金拿出一部分资助厂里的困难职工。
这样的人，会是间谍？
他重新翻开调查报告，目光落在那张微缩胶卷的照片上。拍摄时间标注为“1956年夏季”，但具体日期没有。胶卷型号是“柯达135”，美国货，国内少见但也不是搞不到。
杨卫国忽然想起一件事——1956年夏天，李建国在干什么？
他打电话叫来人事科长：“查一下李建国1956年暑假的行踪。”
半小时后，人事科长送来记录：“厂长，查到了。1956年7月15日至8月30日，李建国参加学校组织的‘技术下乡’活动，在河北唐山一家地方钢铁厂实习。这是实习鉴定表，有当地厂领导的签字盖章。”
杨卫国接过表格。白纸黑字，清清楚楚。1956年整个暑假，李建国人在唐山，根本不在四九城。
那胶卷是谁拍的？
他又翻到照片部分。那些所谓“李建国与资本家、苏联专家密会”的照片，时间标注都很模糊。只有一张比较清楚——1955年中秋节，丰泽园员工合影，娄振华站在中间，李建国站在最边上。
这能算“密会”？
杨卫国拿起电话，犹豫了一下，又放下。他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夜色中的厂区。
他想起易忠海被处分后的样子，想起那些关于“李建国抢了八级工风头”的议论，想起匿名信事件后易忠海眼中那股掩饰不住的恨意。
一个可怕的猜想浮上心头。
如果……这一切都是陷害呢？
用精心准备的“证据”，利用“大跃进”初期紧张的政治气氛，把技术标兵打成间谍——这手段太毒了。
杨卫国走回桌前，拿起红笔，在调查报告封面上写下几个字：“疑点太多，建议技术复核。”
然后，他拨通了工业部陈主任房间的电话。
同一时间，招待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