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说得通透。马伯庸心里感激，起身又作了一揖：“陈老板费心了。”
“客气。”陈老板也站起来，“马管事既然信得过我，我自然得把事办周全。”
两人走到门口。外头天色暗了，风比来时更大，卷起地上的尘土和碎纸屑，打着旋儿飞。
“马管事，”陈老板忽然说，“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您说。”
“您这么急着置办产业……”陈老板看着他，“是不是贾府里头，有什么变故？”
马伯庸心里一紧，面上苦笑：“我一个做下人的，能知道什么变故？不过是……给自己留条后路罢了。这高门大户的，今日不知明日事。您说是不是？”
陈老板盯着他看了片刻，点点头：“也是。这世道，多留条路总是好的。”
话说到这里，够了。马伯庸拱手告辞，转身走进风里。
陈老板站在门口，看着那个穿着半旧棉袍的背影消失在街角，这才关上门，插上门栓。回到柜台后，他从怀里掏出那四十二两银票，对着油灯又看了一遍。
水印清晰，是真的。
他收好银票，叹了口气。这马管事，怕是听到什么风声了。不过也好，早点打算，总比临时抓瞎强。
马伯庸走在回府的路上，脚步比来时沉了些。
四十二两交出去了。那是他大半的积蓄。剩下的八两，六两要打点，真正能动的只有二两。二两银子，够干什么？
他想起陈老板说的，保定一年赋税要三钱。二两银子，够交六年多的税。听起来不少，可要是没了进项，坐吃山空，二两银子撑不过一年。
还得攒钱。在离开之前，能多攒一点是一点。
可怎么攒？月钱二两，刨去日常开销，每月能剩下一两就不错了。采买的油水是有，但也不敢捞太多，林之孝眼睛毒着呢。
他摇摇头。不想了，车到山前必有路。
回到贾府，天已经黑透了。角门还开着，守门的婆子见他回来，嘟囔了一句：“马管事这么晚才回？”
“办年货，耽搁了。”马伯庸塞过去几个铜钱。
婆子收了钱，脸色好看了些：“快进去吧，二门上快落锁了。”
马伯庸快步往里走。府里各处都点了灯，廊下挂着的红灯笼在风里晃，投下明明暗暗的光。远处传来隐约的丝竹声，不知是哪房在摆小宴。
热闹是他们的，跟他无关。
回到倒座房那间小屋，他闩上门，点起油灯。灯光如豆，屋里冷得像冰窖。他搓了搓手，从怀里摸出剩下的银子——二两碎银，还有几百文铜钱。
他把铜钱数了一遍，四百三十二文。加上二两银子，一共二两四钱三十二文。
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了。
不，还有。他想起炕洞里还藏着些钱，是这些年零零碎碎攒的，大概有三四两。加上这些，总共不到七两。
七两银子，在保定能活多久？
他算了算。一年吃喝，省着点，二两够了。赋税三钱，再加其他杂项，算五钱。一年二两五钱，七两银子能撑将近三年。
三年。够了。三年时间，足够他在保定站稳脚跟，找点营生。
想到这里，他心里踏实了些。吹熄灯，躺到炕上。被褥冰冷，他蜷起身子，听着外头的风声。
窗户纸又破了，风从破洞钻进来，咝咝地响。他想起陈老板说的，保定那院子，屋瓦有些旧，得补。
等开春了，他去到那儿，第一件事就是补屋顶。然后修修院墙，收拾菜地。要是来得及，种点菜，夏天就能吃上自己种的青菜。
想着想着，他竟有些期待起来。
那种日子，他没过过。从小在贾府为奴，学的都是伺候人的本事。种地？不会。但他可以学。孙老栓那样的老佃户，种了一辈子地，他要是虚心请教，人家应该会教。
再不济，他识字，可以帮人写写信、写写契约，换点米面。陈老板说，保定城里也有香烛铺，他要是去批些货，在十里铺摆个小摊，也许也能糊口。
路子总是人走出来的。
外头传来打更的声音，梆，梆，梆……三更了。
马伯庸翻了个身，闭上眼睛。脑子里却还在转：房契什么时候能拿到？陈老板的堂兄办事稳妥吗？过户会不会出岔子？
想着想着，就睡不着了。
他索性坐起来，披上衣服，在黑暗里坐着。眼睛渐渐适应了黑暗，能看清屋里模糊的轮廓：一张炕，一个柜子，一张小桌。这就是他住了十二年的地方。
十二年前，他十九岁，刚进府时，就住在这间小屋。那时想着，好好干，也许哪天能升个二管家，月钱涨到五两，娶个媳妇，生个孩子。
现在想来，真是天真。
在贾府这种地方，下人就是下人。再得力，也是奴才。主子高兴了赏你几两，不高兴了打你一顿。生死荣辱，全在别人手里。
他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他要出去。哪怕出去种地，出去摆摊，出去过苦日子。但那日子是自己的，不用看人脸色，不用提心吊胆。
风还在刮，窗户纸哗啦啦地响。马伯庸下炕，找了块破布，塞住那个破洞。风小了些，但屋里还是冷。
他重新躺下，这回闭上了眼睛。
睡吧，他对自己说。明天还有一堆事要忙。年关近了，各房都要对账，林之孝肯定要查得严。他得打起精神，不能出错。
在睡意袭来前，他最后想了一遍：保定，十里铺，周安。
这三个词，像三颗钉子，钉进了他心里。
无论前路多难，他都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