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
“在。”一直候在门边的长兴应声上前。
“明日一早，你就去陈记香烛铺，把这封信亲手交到陈老板手里。”马伯庸把信递过去，声音平缓却不容置疑，“他若问起我，你便照实说，就说我病势沉重，一日不如一日，怕是……不中用了。”
长兴接过那封还带着余温的信，手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管事，您别这么说，您……”
“去吧。”马伯庸摆摆手，截住了他后面的话，“记牢了，避着人些，谁也别让看见。”
长兴把信仔细揣进怀里最贴身的口袋，退了出去，轻轻带上了门。
屋里霎时静了下来，只剩灯花偶尔爆开的轻微噼啪声。马伯庸吹熄了灯，却没动，就那么在黑暗里坐着。
窗外的月色倒是很好，清清冷冷的银辉，从窗纸的孔隙间挤进来，在青砖地上切出几道狭窄而明亮的光斑。他望着那几块光斑，心里头那点东西，却一点点地往下沉，沉进看不见底的深潭里。
今天这些事，桩桩件件，都在他耳边敲着锣：时辰不多了。
邢夫人和王夫人的角力，已经从台面下摆到了明处。底下这些管事、婆子、媳妇，也像滚水锅里的饺子，开始上下翻腾，有的往东靠，有的往西贴，有的想两头讨好，结果往往是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
贾琏呢？那位正经的爷，躲得影子都不见。林之孝呢？四处灭火，疲于奔命，眼看就要油尽灯枯。孙先生、刘妈、旺儿这些人，各自在自个儿的泥潭里挣扎，谁还顾得上旁人？
这就是“权柄”留下的空当。凤姐儿在时，她是定海针，多大的风浪，有她镇着，这艘大船总还能沿着航道走。现在这根针折了，船就开始打转，开始颠簸，舱板咯吱作响，仿佛下一刻就要散架。
他得在这船散架之前，跳下去。
四月十四，天又阴了下来，铅灰色的云层沉甸甸地压着屋脊。
马伯庸起得比平日更晚些。他走到那面模糊的铜镜前看了看——镜里的人脸色蜡黄，两颊削陷，眼窝深得像两个窟窿，不用刻意去装，也已经是一副久病沉疴的模样。他清了清嗓子，咳了几声，声音闷在胸腔里，带着浑浊的回响。
长兴端热水进来时，嘴唇动了动，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有什么话，就说。”马伯庸把毛巾浸入热水，热气蒸腾上来。
“二门那边……晌午来了要账的。”长兴的声音压得极低，像是怕惊动什么，“说是去年府里采买一批苏绸，尾款二百两一直没结清。林管家亲自出去见的，话说得客气，让宽限些时日，等二奶奶大安了再说。可那人……那人梗着脖子不肯走，话也难听，说什么‘谁知道府上的奶奶什么时候能好？我们小本买卖，可等不起！’”
马伯庸擦脸的手顿了顿，毛巾上的热水滴滴答答落在铜盆里。
要账的堵上门了。
这不是小事。放在以往，凭荣国府的招牌，便是一时银钱不凑手，拖上一年半载，这些商户也只会赔着笑脸等，绝不敢这般撕破脸皮上门催逼。现在他们敢了，只能说明一件事——外头的风，已经转了向。人人都嗅到了味儿，知道这棵遮阴的大树根子朽了，急着在它彻底倒下前，把能捞的枝叶赶紧捞走。
“后来怎么打发的？”
“林管家没法子，又自己掏了二十两银子，说是先付利钱，好歹把那人劝走了。”长兴的声音更轻了，带着颤，“可那人临走时，我躲在一旁听见他嘟囔，说‘下月此时我再来，若是再见不到整银子，就别怪我们不讲情面，公堂上见了！’”
马伯庸慢慢擦完脸，把毛巾扔回盆里，溅起一片水花。
“你出去吧，”他说，“把那封信，送出去。”
长兴应了一声，转身要走，脚却像钉在了地上，迟疑着回过头：“管事，您说……咱们这府里，是不是……是不是真挺不过这一遭了？”
马伯庸抬起眼，看向这半大孩子。少年脸上没了平日的机灵劲儿，只剩下满满的惶恐和茫然。他才多大？见过的世面有限，眼前这山雨欲来的阵势，他是真怕了。
“做好我吩咐你的事。”马伯庸收回目光，声音没什么起伏，“旁的事，别问，也别想。”
长兴低下头，默默退了出去。
马伯庸一个人在屋里坐了许久。日头在云层后头费力地挪着，屋里的光线从昏蒙的灰白，渐渐变成沉郁的昏黄，最后彻底暗了下去，被暮色吞没。
傍晚，长兴回来了，带进一身外头的凉气。
“信送到了。”他搓了搓手，“陈老板什么都没多问，收了信，只点了点头，说‘知道了’。他让我带句话给您——”
“讲。”
“说‘保定那边一切已安排妥当，随时可以动身。请马先生务必保重身子，万事……小心为上。’”
马伯庸几不可察地点了下头。悬着的心，往下落了一半。
至少，外头那条退路，已经备下了。
夜深人静时，他又一次掀开炕上的褥子，露出底下那块活动木板。推开木板，是那个一尺见方的暗格。
里面的东西一样样拿出来，在炕上摆开：一叠大小不一的银票，用油纸包得严实；一张写着“周安”名字、盖着保定府印的路引；一张清苑县小院的房契；几套半新不旧、毫不起眼的深色粗布衣裳；一个瘪瘪的羊皮水囊；一小包用油纸裹了好几层的硬面烙饼和咸肉干。最底下，还有个巴掌大的粗布小口袋，里头是几块散碎银子和几十枚磨得发亮的铜钱——这是预备着路上零碎花用的。
他一件件拿起来，又一件件轻轻放下。手指抚过银票挺括的边缘，确认每一张都是通兑的“日升昌”票号；展开路引，对着油灯看了看上面清晰的朱红官印和“周安”两个字；抖开旧衣裳，摸了摸厚实耐磨的布料，闻了闻那股淡淡的、混合着樟脑和旧箱笼的气味。
最后，他的手指在最底下那张银票的边角停住——那里有一个小小的、不规则的缺口。是很多年前，他攒下第一笔像样的体己时，慌里慌张往墙缝里塞，被砖石刮破的。他用拇指在那粗糙的缺口上，极轻地摩挲了两下。然后，他把这摞代表着“周安”全部身家性命的纸片子，整整齐齐地码好，重新放回油纸包里。
周安。
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从今往后，马伯庸就该“病故”了，活着的，是盘缠用尽、在京中投亲不遇、只得返回保定原籍的百姓周安。
这样的人，每日在城门内外进进出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守门的兵丁不会多看他们一眼，路上的行人也不会多问他们一句。他只需要低着头，混进那灰扑扑的人流里，就像一滴水落进河中，悄无声息，了无痕迹。
把东西原样收回暗格，盖好木板，铺平褥子。他在炕沿坐下，在黑暗里，听着自己平稳却略显深长的呼吸。
一呼，一吸。看似平静。
可他心里明镜似的，这平静维持不了多久了。外头的风已经刮起来了，越刮越猛，刮得这棵大树哗啦啦响，枝叶乱颤。他能清晰地听见那些声音——争吵、推诿、叹息、哀求、压抑的哭泣……这些声音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密，越来越尖利。
直到某个再也承受不住的瞬间，轰然一声，天塌地陷。
他必须在那个瞬间到来之前，抽身离开。
安静地，不引人注意地，从这艘龙骨已经吱呀作响、四处漏水的大船上跳下去，凭着自己的力气，游到远处那个或许荒凉、却实实在在的岸上去。
夜，深得透了。远处传来隐约的更梆声，闷闷的，敲了三下。
马伯庸吹熄了灯，和衣躺下。黑暗中，他睁着眼睛，望着头顶那一片虚无的黑暗。
明日，他还得再去二门附近转转，看看有没有新的“要账的”或者别的什么人上门。还得去厨房露个脸，听听最新的苦水和怨言。还得在账房坐上一会儿，看看孙先生那本越来越难对的账册，又翻过了几页。
然后，便是等待。
等待那个最混乱、最不堪、所有人都焦头烂额、谁也顾不上旁人的时刻。
到那时，便是他动身的时候。
从此以后，这世上，便再也没有荣国府管事马伯庸。
只有一个想回家的，名叫周安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