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兴南国的可控性政治文化革新运动进入了后期收尾阶段。这场持续五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多领域的系统性革新，是兴南国自建国以来最深刻、最全面的一次自我革命。五年间，兴南国经历了反腐风暴、族群融合、扫黑除恶、军队整肃、反外部干预等一系列重大行动，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各项任务逐渐完成，领导小组的工作重心开始从“清理问题”转向“总结复盘、巩固成果、恢复秩序”。楚阳深知，任何一场大规模的社会革新，最难的不是解决问题，而是防止问题反弹。如果革新成果不能转化为制度成果，那么所有的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因此，在运动后期，领导小组将“长效机制建设”作为核心任务，推动兴南国从“运动式治理”转向“制度化治理”，从“非常态革命”回归“常态化发展”。
1960年1月至3月，领导小组组织各领域工作组，对五年的运动工作进行全面复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回头看”行动。这一行动的目的，不仅是总结成绩，更是查找不足，为后续的制度建设提供依据。
在政府领域，工作组重点复盘反腐成效、机构精简、行政效率提升等内容；在民间领域，重点复盘族群融合、文化保护、扫黑除恶等成果；在军队领域，重点复盘军队经商清理、纪律整顿、战力提升、反渗透工作等内容；在反外部干预领域，重点复盘代理人清剿、边境管控、文化安全防护等成果。
各工作组深入基层、企业、军队、学校、社区，收集民众、企业、基层部门的反馈意见，形成了长达数百页的《革新运动整改成效报告》。报告详细统计了各项数据，如政府反腐的查处数量、民众满意度、军队战力提升幅度、黑恶势力清除数量、外部代理人清剿成果等，客观评估了运动的成效与不足。
在复盘过程中，工作组也发现了一些尚未彻底解决的遗留问题，如部分偏远地区的官僚主义仍有残留、少数本土族群的文化传承仍需加强、基层军队的训练强度有待提升、部分占领区的经济发展仍不均衡等。针对这些问题，领导小组制定了后续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主体、整改措施与整改时限，建立整改台账，定期督查整改进度，确保问题清零。
同时，领导小组还总结了运动中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专题报告。这些经验包括：“精准施策避免扩大化”“守住经济与国防底线”“重视民众参与与舆论引导”“制度建设是巩固成果的关键”等，为后续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宝贵参考。
在完成全面复盘之后，领导小组将工作重点转向成果巩固与制度建设。楚阳在多次会议中强调：“运动可以结束，但治理不能停止。要让革新的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必须依靠制度。”为此，领导小组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制度建设工程”，将五年革新中形成的有效做法固化为法律法规，构建起一套覆盖政府、民间、军队、国家安全等领域的长效治理体系。
在政府治理领域，领导小组推动出台了《反腐败法》《政府行政效率提升条例》等重要法律。《反腐败法》将反腐监督、财产申报、权力制约、重大事项公开等制度纳入法律框架，使反腐工作从“运动式打击”转向“制度化监督”。《政府行政效率提升条例》则对机构设置、权责划分、行政审批流程等进行了系统性规范，明确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公开权责清单，推行“限时办结制”和“首问负责制”，从制度上压缩官僚主义的生存空间。
在民间社会领域，领导小组推动完善了《族群平等保障法》《文化保护法》《扫黑除恶条例》等法律。《族群平等保障法》明确规定各族群在教育、就业、政治参与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禁止任何形式的族群歧视；《文化保护法》则对本土文化、华人文化及其他族群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作出系统规定，推动多元文化和谐共生；《扫黑除恶条例》将扫黑除恶工作常态化、法治化，建立黑恶势力预警机制、举报奖励制度、重点地区整治制度，确保黑恶势力“不敢反弹、不能反弹”。
在军队建设领域，领导小组推动修订了《军队纪律条例》《军队后勤保障条例》《军队干部选拔考核条例》等法规。这些法规将禁止军队经商、强化军事训练、严格政治审查、加强反渗透工作等措施固化为制度，确保军队始终保持纪律严明、政治忠诚、战力强劲。特别是《军队干部选拔考核条例》，将政治素质、军事能力、纪律表现作为干部选拔的核心标准，彻底扭转了过去“靠关系晋升”的不良风气。
在国家安全领域，领导小组出台了《国家安全法》《文化产品进口管理法》《边境管控条例》等法律。《国家安全法》明确了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等纳入统一框架；《文化产品进口管理法》建立了文化产品审查制度，防止外部势力通过文化产品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边境管控条例》则加强了边境巡逻、口岸管理、跨境人员审查等工作，构建起严密的国家安全防线。
除了制度建设，领导小组还加大对民生、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投入。五年内，兴南政府投入兴南元300亿美元，新建学校1000余所、医院200余所、保障性住房15万套，极大改善了民众的教育、医疗、住房条件。政府还投入兴南元50亿美元设立“兴南科技基金”，重点支持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领域的研发，推动本土科技企业快速成长。
通过这些举措，兴南国不仅巩固了革新成果，更构建起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制度体系。民众切实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升，对政府的支持度与信任度不断提高，国家发展的根基更加稳固。
随着制度体系的完善与整改工作的推进，1960年7月起，可控性文化革新运动的各项专项行动逐步进入收尾阶段。反腐工作组、扫黑除恶专项组、军队反渗透小组、占领区治理小组等陆续完成使命，人员被分流至常规部门，专项职能并入常态化管理体系。政府部门、军队、民间组织全面恢复正常运转，行政审批、企业生产、学校教学、军队训练等工作回归正轨。
为了让民众充分了解运动成果，兴南政府通过官方媒体发布了《革新运动收官公告》。公告用详实的数据向民众展示了五年来的革新成效：查处腐败官员1200余人、黑恶势力团伙280余个、叛国军队干部30余人，清剿外部代理人据点80余个，投入180亿美元改善占领区民生等。同时，公告还公布了后续的国家发展规划，引导民众将注意力从运动转向经济建设与生活改善。
在占领区治理方面，政府持续推进融合发展战略。在曼谷、西贡等地建设工业园区，引入华人企业与本土企业合作建厂，推动占领区与兴南本土的经济联动。政府还出台通婚奖励政策，鼓励华人与本土族群通婚，如给予新婚夫妻住房补贴、创业扶持资金等，以强化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
至1960年底，兴南国的社会秩序完全恢复正常。街头重现往日的繁华景象，商场里人头攒动，工厂机器轰鸣，学校书声琅琅，军队训练有序，各族民众脸上洋溢着安稳的笑容。可控性文化革新运动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圆满收官。
1960年12月，兴南国国会大厦内灯火通明，可控性文化革新运动总结大会在此召开。来自中央政府、地方部门、军队系统、民间团体及各族群的代表齐聚一堂。楚阳站在主席台上，声音铿锵有力：“这场为期五年的自我革命，我们守住了底线，清理了沉疴，筑牢了根基。兴南国摆脱了内忧外患的缠绕，实现了轻装减负，未来将以更稳固的根基、更强大的凝聚力，迈向新的发展征程。”
在可控性文化革新运动的推动下，兴南国的政府治理体系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现代化转型。五年间，官僚主义与腐败这两个长期困扰国家发展的顽疾得到了系统性、彻底性的整治，特权阶层被全面瓦解，政府公信力实现历史性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