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三中全会的召开，如同一声春雷，不仅改变了华国的发展轨迹，也为华兴关系的全面恢复奠定了根本性的政治基础。兴南国驻华使馆通过各种渠道，详细了解了全会的精神和内容，认为华国的政策转向是真诚的、坚定的。12月31日，也就是全会闭幕后的第十天，兴南国政府正式照会华国外交部：同意恢复与华国的大使级外交关系谈判，并提议于1979年初在第三国举行首次谈判，就双边关系正常化及合作事宜进行磋商。
消息传来，京城的外交圈内一片振奋。华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指示陈维远：“这是历史性的机遇，一定要抓住。会晤的准备工作要细致、周密，既要体现我们的诚意，也要维护国家的尊严。”
此时的华国，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北方的工厂里，沉寂多年的机器重新开始运转；南方的田野上，农民们带着希望播种着新的作物；科研院所里，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攻关，试图弥补十年动荡造成的技术差距。而兴南国，这个曾经的合作者、后来的疏离者，正逐渐从记忆的冰封中走出，成为华国改革开放道路上一个潜在的重要伙伴。
在华国北方的某个废弃工业区，老工程师林建国站在当年由兴南国援建的化肥厂废墟前，轻轻拂去控制台上厚厚的灰尘。锈迹斑斑的管道纵横交错，残破的厂房在寒风中显得格外苍凉，但远处，新的施工机械已经缓缓驶入，准备重建这片被遗忘的土地。林建国抚摸着冰冷的机器外壳，喃喃自语：“他们曾离开，但或许，终将归来。”
这不仅是一位老工程师的期许，也是一个国家对一段关系的守望。在历史的长河中，十二年的“寒冬”或许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留下的教训与伤痕，将永远提醒后人：合作需要珍惜，信任需要重建，而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唯有携手同行，方能行稳致远。高层之间的沉默仍在继续，但沉默不再是冷漠，而是一种等待、一种酝酿、一种对新可能的审慎期待。人们开始谈论“新的开始”，尽管前路依然布满荆棘，但至少，方向已经明确，大门正在缓缓打开。
1979年初，北国的寒风依旧凛冽，京城西郊的香山尚未褪去冬日的萧瑟。在一处不起眼的静谧院落里，窗帘紧闭，灯火却彻夜未熄。这里是外交部外事局临时设立的“特别联络办公室”，一个没有正式编制、对外严格保密的机构，却肩负着一项足以载入史册的使命——筹备华兴外长级会晤。
会晤的筹备工作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挑战。双方在会晤地点、时间、议程等一系列问题上反复磋商，历时一个多月才最终达成共识。地点选在瑞士日内瓦，这个中立国的城市曾见证过无数国际争端的解决，1954年周武豪就是在这里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登上国际舞台 。对于华兴双方而言，选择日内瓦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象征：既不落于任何一方境内，免去“屈尊”或“示弱”的嫌疑，也体现了双方寻求中立、公正解决分歧的诚意。时间则定在2月18日，这个乍暖还寒的时节，恰如两国关系的现状——寒冬未过，但已隐隐透出春的气息。
华国代表团的组建过程同样审慎。外交部最终确定由副部长陈维远领衔，
出发前一周，陈维远在“特别联络办公室”主持了最后一次准备会议。他指着桌上一叠厚厚的文件，对代表团成员说：“这是兴南国近五年的所有官方声明、媒体报道和学术论文汇编，还有当年合作项目的历史档案。他们嘴上不说，但文字里藏着态度，行动中透着顾虑。我们这次去，不是谈判，是沟通；不仅是签协议，更是建信任。”
他将目光转向林晓峰，递给他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这是当年我和兴南国官员打交道时的记录，里面有他们的行事风格、忌讳的话题，你好好看看。记住，翻译不仅是传递语言，更是传递诚意。”林晓峰接过笔记本，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页，仿佛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他想起出发前父亲的嘱托：“当年我们和兴南国的专家一起工作，不分彼此，亲如兄弟。希望你们这次去，能把这份情谊找回来。”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兴南国首都仰城，一场同样严肃的准备会议正在政府大楼内举行。兴南国外长吴端坐主位，面容严肃，眼神如鹰般锐利。这位年过五旬的外交官，有着丰富的对华工作经验，1967年的撤离经历如同一根刺，深深埋在他的心底。他的妻子在那次混乱的撤离中感染风寒，后来发展成慢性肺病，多年来一直未能痊愈，这让他对当年的事件始终难以释怀。
“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吴登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回荡在会议室里，“但也不能让过去永远锁死未来。华国的三中全会，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发展方向的根本转变。他们现在需要技术，需要市场，我们需要稳定的邻国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我们能够坐下来谈判的基础。”
他的首席谈判顾问、国际法专家陈博文接着说道：“华国提出的‘科技合作委员会’框架，从结构上看是合理的，但关键在于执行机制。当年的合作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政治风波一来，协议就成了一张废纸。我们必须在协议中加入‘争议仲裁条款’和‘技术共享保障机制’，明确一旦合作启动，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终止，如有分歧，交由第三方（亚盟）仲裁机构解决。”
吴登点头表示同意，他拿起一份文件，语气变得更加坚定：“还有一点，我必须强调。在联合公报中，华国必须正式提及‘对历史合作中断表示遗憾’。这不是要他们道歉，而是要他们承认这段历史，承认当年的行为给双方带来了损失。这是心理上的破冰，也是建立信任的基础。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谈判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
会议结束后，吴登独自留在办公室，翻开了一本旧相册。里面有他当年在华国工作时的照片，有和兴南国专家一起在工地合影的场景，还有妻子年轻时的笑容。他轻轻抚摸着照片，喃喃自语：“希望这次，我们能真正走出过去的阴影。”
1979年2月15日，华国代表团一行六人抵达日内瓦。为了保持低调，他们没有入住官方推荐的豪华酒店，而是选择了一家位于日内瓦湖畔的小型商务酒店。酒店设施简单，但视野开阔，推开窗户就能看到结冰的湖面和远处的阿尔卑斯山脉。湖心的喷泉在寒风中凝成一道晶莹的冰柱，如同两国之间尚未完全消融的隔阂。
林晓峰站在窗前，望着对岸兴南国使馆的旗帜，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他拿出父亲写给兴南国老同事的信，这封信被他贴身携带，父亲希望他能有机会转交。信中没有复杂的政治表述，只有对往昔岁月的怀念和对老友的问候：“一别十二年，不知你身体可好？当年我们一起安装的三号机组，不知道是否还在运转？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再次站在工厂里，看着机器正常运转，看着化肥滋养田野。”
陈维远走到他身边，顺着他的目光望向湖面：“在想什么？”“在想父亲说的话，”林晓峰转过身，“他说，信任比技术更珍贵。”陈维远微微一笑：“你父亲说得对。技术可以引进，设备可以购买，但信任一旦失去，就需要花十倍、百倍的努力才能重建。这次谈判，我们可能会在很多技术问题上让步，但在信任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也必须付出诚意。”
接下来的三天，代表团没有外出，而是在酒店房间里反复演练谈判流程，模拟各种可能出现的分歧和应对方案。他们仔细研究兴南国代表团成员的背景资料，分析每个人的性格和谈判风格，甚至对吴登外长的个人经历也做了详细了解。陈维远强调：“谈判不是辩论赛，不是要争个你输我赢，而是要找到双方的利益共同点，找到能够让彼此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要换位思考，站在兴南国的角度想问题，理解他们的顾虑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