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朱由检之所以在全局中显得如此被动、处处掣肘，其根源远非军事才能或资源匮乏所能完全解释。
更深层的原因，埋藏于他一个与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统治者都截然不同的核心抉择里。
他近乎固执地爱惜人力，极度抗拒将百姓视为可消耗的数字。
他无法忍受，因为自己的一纸诏令，就导致成千上万个家庭承受生离死别的剧痛。
他深知，在古代，“为国征战”四字背后，是无数普通人被碾碎的命运。
行军打仗，绝非仅仅是士兵的事。
支撑前线每一支军队的，是一条由血肉铺就的后勤之路。
那些被征发的民夫、车夫、船工，他们运送粮草辎重往返于前线的旅程，本身就是一场九死一生的噩梦。
他们需要防范敌军骑兵的突袭劫掠，每日在皮鞭与呵斥下赶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八个时辰路程，负重跋涉在泥泞或冻土之上。严寒、疫病、饥饿、劳累，随时可能夺走他们的生命。
一趟差事下来，即便侥幸生还，也往往元气大伤，形同废人。
因此，这位穿越而来的皇帝，执拗地几乎不征发强制性的徭役，更明令禁止“抓壮丁”。他宁愿让军队的机动和补给慢一些，宁愿自己在前线调兵遣将时捉襟见肘，也不愿打开那扇将平民直接推入地狱的大门。
那些在战乱中被叛军或某些官军强行驱赶上战场的“壮丁”，其命运恰恰印证了他的恐惧。
他们就是最纯粹的炮灰。
没有经过任何训练，手持粗劣甚至锈烂的武器，身穿无法御寒挡箭的破棉袄，吃着连猪食都不如的伙食，承受着最严酷的驱使，却总是被安排在阵线的最前方，用血肉之躯去消耗敌军的箭矢和体力。
他们的待遇，甚至连近代战争中的“填线兵”都不如——毕竟后者手中可能还有一件可靠的武器。而这些被强征的百姓，只有烂枪头、烂棉袄、猪狗般的待遇，以及微乎其微的生存几率。
试想，如果坐在这龙椅上的，仍是原来那位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从未体验过民间疾苦的崇祯帝，局面会如何？
那位皇帝的世界里，百姓是赋税和兵员的来源，是维持统治的工具，其生死只是一个统计数字。
他或许从未公开说出“你们为什么不去死？”这样冰冷的话，但在无数次为筹饷催粮而焦头烂额、责怪臣下无能时，他的内心深处，很可能盘旋着类似的想法。
为什么这些子民不能多为朝廷牺牲一些？为什么他们不能乖乖交出最后一口粮，然后安静地死去，以成全他的江山社稷？
缺乏基本的同情心与共情能力，是旧时代统治者的通病，也是原版崇祯帝悲剧的根源之一。
而如今这位朱由检的“被动”，正是他用现代人的良知，去对抗整个封建时代战争逻辑时，所必须承受的沉重代价。
他的每一个艰难决策，背后都是对“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古语的抗拒。
朱由检的这种做法被他的臣子们看在眼里，海关尚书杨嗣昌曾不止一次的提醒自家的陛下。
杨嗣昌的奏对直指当前后勤困局的核心。
他提出的方案，几乎是所有熟读史书兵法的能臣，在帝国资源捉襟见肘时会本能想到的“上策”：“就粮于敌”、“因粮于地”。
他再次趋前一步，声音恳切，试图用最直观的数字打动皇帝：“陛下明鉴！若大军沿途粮秣皆仰赖江南海运至津，再跋涉转运，损耗巨大，民夫疲于奔命。
倘能责成大军行进路线所经之府州县，分段接力，供应粮草，则中枢压力骤减。仅此一项，便可从繁重的长途运输中，解放出至少五万精壮民夫乃至辅兵！此五万人稍加整编，便可立即充实前线行伍，或加强要地守备，一石二鸟啊陛下！”
这番话，站在纯军事和财政角度看，几乎无懈可击。利用地方储备，减少运输损耗，化后勤负担为兵源——这是效率最大化的计算。
然而，龙椅上的朱由检反应却异常激烈。他猛地抬起眼，竟罕见地厉声斥责这位他最为倚重的股肱之臣：“不可！”
“沿途州县供给？！文弱，你告诉朕，那些刚刚遭了兵祸、十室九空的州县，拿什么来供给朕的平叛大军？！”
他霍然站起，手指仿佛要点向殿外看不见的破碎山河，“建虏劫掠，叛军洗城，那些地方的官仓早被搬空，民间存粮也被搜刮殆尽！幸存的百姓正在啃树皮、挖草根，易子而食！你现在让朕的军队再去向他们‘就地取粮’？！”
他的胸膛因激动而微微起伏，语气痛心疾首：“那不是‘取粮’，那是在啃噬最后的人心，是在逼那些刚刚看到王师旗帜的百姓，转头就去从贼！朝廷大军所过之处，若与盗匪无异，朕收复疆土，意义何在？收复一片白地，饿殍遍野的疆土吗？！”
他斩钉截铁地一挥手，打断了杨嗣昌欲再分辨的意图：“此事，无需再议！ 宁可让京师、让太仓多挤一些，让海运多跑几趟，朕也绝不下这道刮地皮的旨意！朕的将士，刀口要对准敌人，绝不能对准朕的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