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的深秋，寒意渐浓，席卷了长安城的每一个角落。然而，比这自然界的萧瑟更令人感到一种无形压抑的，是东宫那近乎凝固的氛围。自魏王李泰被贬、储位风波尘埃落定之后，太子李承乾仿佛彻底耗尽了生命中最后一点挣扎的气力，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近乎彻底放弃的状态。
他没有再上演任何激烈的戏码，没有哭诉，没有上书，甚至连那份萦绕不去的阴郁和叛逆，都似乎被一种更深沉的、如同死水般的平静所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由他亲自订立、并严格执行的“新规矩”。
首先，是“称病不朝”。
当五更的鼓声敲响，文武百官穿戴整齐，鱼贯步入太极殿，准备开始新一天的朝会时，东宫通往两仪殿的那条路上，再也见不到太子的仪仗。起初，还有官员小心翼翼地询问，得到的永远是东宫属官那套千篇一律、却又无可指摘的说辞：“殿下宿疾复发，腿痛难忍，御医嘱其静养，恐难临朝听政。”
理由充分，姿态谦卑。一次两次，李世民还会皱起眉头，遣太医前去诊视，带回的脉案也确实是“肝气郁结，足痹加剧”。次数多了，看着那几乎成了定例的空缺座位，李世民也只是在奏对间隙，目光在那空位上停留一瞬，随即淡淡地移开，不再多问。
其次，是“不批奏折”。
按照规制，部分非核心的政务奏报，会先送至东宫，由太子批阅意见，再呈送御前。这既是锻炼，也是权力的象征。如今，这些堆积如山的奏折被送到李承乾的书案前，他却连翻都懒得翻开。他只对侍立在侧的翰林待诏或东宫属官丢下一句：“尔等酌情拟个意见，用孤的印便是。”
起初，属官们还战战兢兢，不敢僭越，捧着奏折再三请示。李承乾只是不耐地挥手，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这等小事，何须问孤？莫非尔等连这等微末之务都处置不了？”语气中的淡漠与疏离，让所有人都不敢再置一词。久而久之，东宫的奏折批阅，便成了一套固定的、毫无太子个人意志的程序。
那么，这位大唐的储君，终日窝在东宫，究竟在做些什么？
答案令人瞠目结舌——他迷上了庖厨之事。
东宫原本规整肃穆的后苑，被划出了一块禁区，改造成了一间颇具规模的“小厨房”。这里没有御膳房的繁文缛节和固定菜式，只有太子李承乾和他亲自挑选的几个“手巧”、“不多嘴”的厨役。
每日，当整个长安城开始它井然有序的运转时，李承乾便穿着一身毫不起眼、甚至沾着油渍的粗布衣服，一头扎进这间烟火气十足的厨房里。他不再关心边疆战报，不再理会朝堂争斗，他的全部心神，都投入到了对“吃”的极致钻研上。
他不再满足于宫廷御膳的精致与程式化，而是醉心于研究各种市井小吃、地方风味。他让人从西市搜罗来各种稀奇古怪的调料，捧着不知从何处觅来的、字迹拙劣的民间食谱，像研究兵法一样仔细琢磨。
今天，他可能耗费整个上午，只为复原一道来自蜀地的“麻婆豆腐”，对花椒的麻度、豆豉的咸香反复调试，弄得自己喷嚏连连，涕泪交加；明天，他又可能突发奇想，要将胡人的烤肉技术与江南的蜜汁腌制结合，守在烤架前，亲自掌控火候，被烟熏得灰头土脸。
他甚至开始“创新”。将羊肉塞进掏空的梨中蒸制，美其名曰“梨罐煨羊”；用新式的榨具压取果汁，调入牛乳和冰块，制成“冰酥酪”。成功时，他会难得地露出一丝真实的笑意，招呼身边仅有的几个近侍品尝；失败时，他看着那团焦黑或味道怪异的东西，也只是无所谓地撇撇嘴，命人倒掉，然后开始下一次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