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盒盖上贴着一张纸条，工整的小楷写着：
“西市胡记烤摊取件，快脚跑步送达，途中共计两刻钟。炭火保温，请趁热食用。唐急递，编号玄字七六五号。”
李承乾咬了一口烤腰子，外皮焦脆，内里嫩滑，辣味恰到好处地刺激着味蕾。他满足地眯起眼，忽然想到一个问题：“这费用如何算？”
王德递上一张纸：“按急递署定价，加急件、需保温、从西市到皇城，共计三十五文。奴婢已从陛下的小金库支取。”
三十五文。不到一顿普通饭钱。
从那天起，李承乾成了急递署最大、最特殊的客户。
“给朕送两斤渭河刚捞的鲤鱼，要活的。”
“这份奏折急送兵部李尚书府上，朕已批红，要他今夜给出方略。”
“这盒岭南来的荔枝，分一半送太上皇那儿，一半送皇后那儿——记得放冰。”
“朕昨日在弘文馆看到一本《水经注疏》，让急递署去借来，三日内归还。”
最离谱的一次，是某个深夜，李承乾批阅奏折到亥时，忽然想吃汤饼。一声令下，半个时辰后，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饼就送到了案头。送件的快脚满头大汗，却恭敬禀报：“陛下，店家说夜深了，只剩最后一碗，多加了羊肉，祝陛下宵夜愉快。”
李承乾一边吃一边感慨：这算不算“懒癌晚期”？但转念一想，这节省下来的时间，他能多看两份奏折，多思考一个国策。效率，这就是效率！
消息传开，朝臣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纷纷效仿。
房玄龄让急递署送家乡特产给老友，魏征让急递署送新写好的谏书草稿给门下省同僚审议（他说这样省得当面吵架），连一向古板的孔颖达，都偷偷让急递署给生病的弟子送过药方。
急递署的业务量暴涨，快脚扩至三百人，马匹五十匹——远距离的件开始用马了。李承乾甚至设计了一种简易的“自行车”，两个轮子，中间有踏板，在平坦的长安街上，比跑步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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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的朝会上，户部尚书戴胄呈上急递署的账目。
“开业至今，共收件两万三千余件，无一遗失。营收一千四百贯，支出九百贯，盈利五百贯。预计年底可盈两千贯以上。”
朝臣们窃窃私语。五百贯不算巨款，但这可是从无到有、才两个多月的新衙门！
“但老臣有一虑。”戴胄话锋一转，“急递署传递民间书信，虽方便百姓，却也有隐患。若有谋逆之言、淫秽之词经急递传递，官府是否该查验？”
这是尖锐的问题。朝堂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向李承乾。
李承乾早有准备：“急递署有三不送：一不送未经官府钤印的公文；二不送禁物兵器；三不送开封验视后有违律法的书信。”
他顿了顿：“至于民间私信……朕以为，除非有确凿嫌疑，否则官府不应窥视。急递署的快脚收件时，只检查是否违禁，不看内容。这是底线——大唐的百姓，应有通信的自由和隐私。”
魏征出列：“陛下，若因此漏查罪证……”
“那便是刑部、大理寺侦查不力，而非急递署之过。”李承乾斩钉截铁，“不能因防贼，就把每个人都当贼来防。信任，有时比监管更重要。”
这句话在朝堂上回荡。信任比监管更重要——这在一个皇权时代，几乎是离经叛道的理念。
但看着急递署这两个月的成效，看着长安城因这新事物而焕发的活力，反对的声音最终没有响起。
退朝后，李承乾回到两仪殿。案头已摆着一摞新到的奏折，最上面一份来自洛阳——急递署的洛阳分署筹办方案。
他翻开奏折，嘴角含笑。快脚们的足迹正在延伸出长安，下一步是洛阳，然后是汴州、扬州、益州……终有一天，一个大唐版的“快递网络”会覆盖这个帝国。到那时，信息传递的速度将从月计、旬计，缩短到日计。
那会带来什么变化？
地方官员无法再隐瞒灾情，因为百姓的求救信三天就能到长安。
商贾的货物可以更快流通，南方的荔枝、北方的皮毛、西域的珍宝，将以更快的速度出现在大唐的每个角落。
游子的家书不再需要经年累月，也许旬日就能送到母亲手中。
当然，也会有新的问题：如何保障长途递送的安全？如何定价？如何管理成千上万的快脚？但这些问题，都可以一步步解决。
“陛下。”王德的声音打断他的思绪，“午膳时辰到了。今日有新鲜的河豚，从扬州八百里加急运来的——用的就是急递署新开的官道加急线路，三日便到。”
李承乾失笑。连皇宫的食材供应都被这新事物改变了。
“传膳吧。”他顿了顿，忽然心血来潮，“再加一份……西市的烤腰子，要辣的。”
“是，奴婢这就去办——用急递署的加急件，两刻钟必到。”
李承乾走到殿门前，望向远方。长安城的轮廓在春日暖阳中显得清晰而充满生机。街巷间，他能想象出那些靛蓝色身影在奔跑、在穿梭，像这个帝国的血脉，将活力输送到每个角落。
他忽然想起登基前，父亲李世民对他说的话：“为君者，不仅要治理这个国家，更要让这个国家‘活’起来。”
现在的长安，确实“活”起来了——以一种他未曾预料的方式。
一只鸽子从殿前飞过，翅尖掠过柳梢。李承乾忽然想：若是能给急递署训练信鸽，短距离传递消息，会不会更快？
这个念头让他眼睛一亮。
“王德！”
“奴婢在。”
“去传将作监的人，朕有个新想法……”
阳光洒进大殿，照亮了案头那摞永远批不完的奏折。但今天，李承乾觉得，这些奏折似乎也没那么沉重了。
毕竟，批累了可以叫个烤腰子。
毕竟，这是一个正在学会“快”起来的大唐。
而这一切，始于一个皇帝嫌出门麻烦的“懒癌晚期”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