绩考司的吏员在木牌上张贴名次。左牌“上上”前三名，分别是刑部一位主事——他三个月破了十七桩积案；工部一位员外郎——他督造的水渠提前十天完工，且民夫无一人重伤；还有一位是国子监博士——他编的新算学教材被各州县学争相采用。
右牌“下下”的最后一名，是礼部一位老主事。他管着祭祀器物的清点，连续三次账簿对不上数。而剥糖速度测试中，他因手抖，剥了三颗才有一颗完整的。
老主事看着自己的名字挂在“下下”牌上，老泪纵横。
三日后，他出现在了格物院的洗涤房。
格物院的学徒们战战兢兢地递上琉璃管和猪鬃刷。老主事挽起袖子，戴上李承乾特意让准备的皮围裙，第一次将手浸入碱水中。
第一只试管，他刷了三下，“咔”一声轻响，裂了。
老主事僵在那里，看着手中的碎片，又看看记录板上“碎一只，加罚一日”的字样，忽然蹲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哭起来。
“我读了四十年书……竟连个管子都洗不好……”
一个年轻学徒小心翼翼地说：“大人，这刷试管要顺着纹路，力度要匀，不能急……”
老主事抹了把泪，接过第二只。这一次，他屏住呼吸，顺着琉璃的弧线，一点一点，轻轻旋转着刷洗。阳光透过洁净的管壁，折射出七彩的光。
当他洗好第五只、第十只，动作越来越稳时，格物院的一位老匠人走过来，递给他一杯水。
“大人可知，这琉璃管怎么来的？”老匠人问。
老主事摇头。
“要选最纯的石英砂，要控窑温，吹制时一口气不能断，退火时要慢慢凉……十炉出一炉，一炉出十管，能用的不过二三。”老匠人指着那些晶莹的管子，“您洗的每一只，都凝聚着三个匠人三天的心血。”
老主事的手抖了抖，这次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震撼。
他忽然想起自己管着的那些祭祀铜器。每一件，不也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吗？可他清点时，只当它们是“器物甲”“器物乙”，从没想过它们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里有道划痕，那里有个缺口。
三日罚期结束，老主事离开格物院时，向洗涤房深深一揖。
第二季考评，他的账簿全对，剥糖速度进了前十。更重要的是，他给李承乾上了一道奏疏：《关于礼器制作、保管之改进十议》，条条扎实，字字可见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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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堂的风气在微妙地变化。
户部的官员开始往田里跑，真的去数番薯亩数；刑部的官员熬夜翻卷宗，不愿自己的名字挂在“积案未破”栏里；连最清贵的翰林学士，都会私下练习剥糖——据说有位学士专门让家厨做了各种糖块，每日练半个时辰。
当然，也有怨言。有人说这是“以术害道”，有人说皇帝“不循古制”。
但越来越多的官员发现，当考评条目清晰时，他们反而知道该往哪里用力；当“洗试管”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时，他们办事确实更细致了。
李承乾在某次私下召见绩考司主事时说：“朕知道，有人骂朕瞎折腾。但你看——”
他指着最新的考评汇总：“刑部案件审结率提升两成，户部新作物推广亩数翻倍，工部工程损耗率下降三成……这些，是实实在在的。”
“而洗试管的惩罚，”他笑了，“其实只罚过三人。绝大多数官员，只要想到有可能要去洗试管，就会拼尽全力不落到最后一名。恐惧，有时比奖赏更有力——尤其是对爱面子的大唐官员来说。”
主事也笑了：“现在各衙门都流传一句话：宁肯多剥十颗糖，不去洗那琉璃管。”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李承乾望向殿外，那里正有几个官员边走边讨论着什么，语速很快，步履匆匆。
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起来。不是因为恐惧皇权，而是因为每个人都能在清晰的“KPI”中，看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价值、自己该如何前进。
他知道，这套制度还不完善，会有漏洞，会有人钻空子，会有新的问题。
但至少，第一步迈出去了。
至少，当那个老主事洗试管时流下的泪，是真的悔悟；当他改进礼器管理时眼中的光，是真的用心。
绩效考评不是冰冷的数字，是唤醒沉睡责任感的钟声。
而洗试管，不过是钟声里最清脆的那一响——敲在所有官员心尖上，提醒他们：
为官者，手要稳，心要细。
要对得起手中的权力，更要对得起那些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你吹制琉璃管、铸造祭祀器、耕种万亩田的，千千万万的普通人。
殿外传来官员们匆匆的脚步声，像这个帝国正在加速的心跳。
李承乾拿起一颗糖，这次，他自己剥开了。
糖很甜。
改革，也很甜——当它真的开始改变什么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