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的秋雨来得猝不及防，淋湿了太极殿外的青石板，也淋湿了李承乾手里的那本账册。
雨水顺着窗棂滴落，在御书房的砖地上积起一小滩水渍。李承乾盯着账册上最后几行字，手指在“内帑结余”那个数字上反复摩挲——七千八百六十三贯。这个数字三个月前还是两万贯。
“王德。”他的声音有些哑。
“奴婢在。”
“忘忧居那边，这个月的用度送过去了吗？”
“昨日已送。按新制，每位老人每月养老银从五百文涨至六百文，糖半斤照旧。另外三位老人过寿，按例各加赏寿面十斤、寿桃一篮、新衣一套……”王德报着账，声音越来越小。
李承乾闭上眼。他知道问题出在哪——养老金制度推行一年，入住忘忧居的老人从最初的三十余人增至两百余；长安城中有儿女奉养但仍领养老银的老人，更达三千之数。再加上各地州府陆续效仿设立的“养济院”……
花钱如流水。而且是必须花、应该花的钱。
窗外雨声渐密，他想起上个月去忘忧居时看到的场景：那个姓鲁的老匠人，用涨了的养老银给孙子买了套木工工具；那个前朝老翰林，终于有钱雇人整理自己毕生心血写成的诗文；还有那位独居的老妪，拉着他的手说：“陛下，这多出来的一百文，老身能多吃几顿肉了……”
老人的笑容是真的，眼里的光也是真的。李承乾没法对自己说“够了”。
“传户部尚书，还有……”他顿了顿，“糖业司主事。”
翌日朝会，太极殿内的气氛比窗外的秋雨更沉。
“养老金上调两成，自下月起施行。”李承乾的声音在大殿里回荡，“长安及各州府养济院老人，月钱皆按此例增加。”
短暂的寂静后，户部尚书戴胄出列，老脸涨得通红：“陛下！不可啊！去岁全国养老银支出已逾十五万贯，若再增两成，便是十八万贯！这还只是现银，未计米粮、医药、糖茶诸项补贴！国库……”
“国库今年增收多少？”李承乾打断他。
“增收……约三十万贯。”戴胄的声音低了下去。
“那便拨出十八万贯来养老人。”李承乾说得轻描淡写，“三十万贯里拨十八万，还剩十二万。不够么？”
“可这十八万贯本有他用！”戴胄急道，“陇右修渠需五万贯，江南治水需八万贯，边军换装需十万贯……陛下，户部的账，是一文钱掰成两文花的啊！”
朝臣们窃窃私语。数字不会骗人，戴胄说的是实情。养老是善政，但善政也要钱。
李承乾等议论声稍歇，才缓缓开口：“钱从哪来，朕有主意。”
他示意糖业司主事陈启年出列。这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官员，因精于制糖之术被破格提拔，此刻捧着账册的手在微微发抖。
“陈卿，你说说，如今长安城每月用糖几何？”
陈启年深吸一口气：“回陛下，自去岁糖价因新法制糖降至原先三成，长安城月用糖量已从三千斤增至万斤。若算上各州府，全国月用糖量……约五万斤。”
这个数字让不少朝臣倒吸凉气——他们知道糖变得便宜了，却不知便宜到这个地步。
“若每斤糖加税五文，”李承乾的目光扫过全场，“每月可得多少？”
陈启年飞快地拨动算盘：“五万斤……每斤五文……每月二十五万贯，一年……三百万贯！”
“哗——！”
朝堂炸开了锅。三百万贯！这几乎是如今全国税赋的一成！
“陛下！”礼部侍郎王珪第一个反对，“糖乃民生物资，加税恐引民怨！况且糖价刚刚下降，百姓始得尝甜，此时加税，无异于出尔反尔！”
工部尚书也道：“制糖作坊多是民间小本经营，若加税，他们势必涨价，最终苦的还是百姓！”
李承乾静静听着，等所有人都说完，才站起身。
“诸卿说得都对。”他走到御阶前，“加糖税，制糖坊会难，百姓买糖会贵。但你们算过另一笔账吗？”
他让王德展开一幅绢图——那是忘忧居画师绘的《养老图》，画的是老人们在院中下棋、晒太阳、领糖的场景。画旁用小字标注：贞观某年秋，忘忧居老人均寿六十八，较坊间老人高五岁。
“长安城三千领养老银的老人，他们的儿女省下的奉养钱，可以用来做什么？”李承乾指着图，“可以送孙辈读书，可以修缮房屋，可以多买几斤肉——这些钱，会流回市集，养活更多匠人、商贩、农夫。”
他顿了顿：“而若不加税，养老金不涨，这些老人每月多出的一百文从哪来？从他们儿女的饭碗里扣？从他们孙子的笔墨钱里省？还是……”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还是从朕的内帑里掏——掏到朕连修个漏雨的宫檐都没钱？！”
最后这句话是实话。朝臣们知道皇帝的内帑今年补贴养老已经掏了不少，但没想到掏到这个地步。
“糖税五文，买一斤糖多付五文。”李承乾走回御座，声音平静下来，“一斤糖够一户五口之家吃一个月。每月多付五文，一年六十文——不过是一顿酒钱。但这六十文，能养一位老人一个月多出的一百二十文养老银。”
他看向王珪：“王侍郎，你说这是‘出尔反尔’，朕却说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且取的，是吃得起糖的人；用的，是吃不起肉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