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只用一张盖着公章的命令，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奉命接收敌伪逆产”，就把这家人连同他们少得可怜的行李，一起赶到了大街上。
男人试图理论，换来的却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和一句冰冷的呵斥：“你这汉奸，还有脸讲道理？”
紧接着，是汽车，是工厂，是银行里的黄金，是仓库里的棉纱。
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成了他们“接收”的目标。一场场打着国家旗号的公然劫掠，在光天化日之下上演。
上海市民们给这群人起了一个辛辣的绰号——“五子登科”，讽刺他们眼里只有条子（金条）、房子、车子、票子和女子。
希望，迅速变成了失望。
敬意，迅速变成了鄙夷。
与此同时，在城市的阴影里，各方势力也在进行着无声的角力。
一些曾经为日本人效力的汉奸和特务，正忙着销毁罪证。
他们烧掉账本，将过去的主子送给他们的武士刀扔进黄浦江，或者拿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试图贿赂新的主子，为自己换一个“曲线救国”的“爱国商人”身份，摇身一变。
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他们没有去抢夺豪宅和汽车。
在一个纱厂的车间里，几名护厂队的工人，正手持铁棍，警惕地守着那些珍贵的纺织机械。
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年轻人，正低声对工人们说着话，他的声音不大，却很有力量。
“同志们，这些机器不是那些当官的私产，它是我们将来吃饭的家伙。保住了它，我们才能有工开，有饭吃。这是我们自己的工厂。”
工人们默默地点着头，他们或许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们分得清谁在抢他们的饭碗，谁在保他们的饭碗。
民心，就在这一次次的对比中，悄无声息的发生着转移。
在法租界的一间不起眼的公寓里，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像个普通账房先生的中年人，正在将一份份刚刚整理好的情报，通过加密电台，发往大洋彼岸。
他是沈知渊在上海情报网的负责人之一，代号“观察家”。
“经济报告：法币体系已彻底崩溃，市场陷入以物易物和黄金交易的原始状态。民众生存状况，比战争时期更加艰难。胜利并未带来面包。”
“政治报告：国民政府接收官员，已在上海民间引发巨大怨恨。其行为与盗匪无异，被市民讥讽为“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民心正在快速流失。”
“社会报告：共产党地下力量活动频繁，组织严密，目标明确，专注于保护工业基础和争取底层民众支持。他们的口号很有煽动性：“接收，是为了生产和人民”。”
电报的最后，“观察家”加上了自己的判断总结。
“老板，对日战争结束了。”
“但为了争夺胜利果实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这个国家，像一个刚刚打赢一场惨烈手术的病人，却因为失血过多和体内感染，正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