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冯·里希特。”他念着这个名字，手指敲击桌面.
“找到他。”
“已经在找了。”杜英鸿指着地图上的几个红点，
“他最后出现在里斯本，住在一家小旅馆，用的是巴西护照。但三天前退房，去向不明。”
“里斯本……”沈知渊眯起眼睛。
里斯本是二战期间着名的间谍之都，各国特工在那里像普通游客一样擦肩而过。“他要去哪？”
“可能是阿根廷。”杜英鸿说，
“很多纳粹战犯选择的逃亡路线。也可能是西班牙，再转去中东。
我们的人在码头查到，他预订了一张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船票，船期是五天后。”
“那他一定不会坐那班船。”沈知渊说
，“太明显了。查查有没有其他离开欧洲的路线，特别是那些……不太合法的路线。”
命令下达后的第四天，5月20日，一封匿名信寄到了苏黎世总部。
信封很普通，邮票是瑞士本地邮票，邮戳显示从苏黎世中央邮局寄出。
大卫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拍摄地点是柏林某街道，画面中央是杜英鸿（伪装状态）正与一名德国妇女（埃尔克）交谈。拍摄角度是从高处俯拍，像是从对面建筑的二楼窗口。
照片背面用德文写着：“我们知道他在哪里。下一个目标，就是他。”
大卫立刻把照片送到诊所地下室。沈知渊接过照片，看了很久。
“拍得很清楚。”他说，“用的是莱卡相机，配长焦镜头。拍摄时间……”他翻到背面，用手指摩擦纸面，“纸张是德国产的相纸，但墨水是瑞士品牌。冲洗时间不超过一周。”
“他们盯上杜英鸿了。”大卫说。
“不。”沈知渊放下照片，
“他们是在告诉我，他们盯上杜英鸿了。这是一种示威，也是一种谈判筹码。”
他走到电报机前，口述加密电文：“致杜：立即中止所有行动，进入深度潜伏。你已暴露。重复：你已暴露。”
电报发出后，他站在欧洲地图前，手指从苏黎世划向柏林，又划向里斯本、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是一张网。”他低声说，
“有人想同时抓住我在欧洲的两只手，杜英鸿的人，和我的技术资产。”
他决定亲自去一趟柏林。
临行前，他写了一封长信给顾曼婷。信是通过中共地下交通线传送的，用了三重密码，即使被截获，破译也需要至少一个月时间。
信中交代：“若我此次未能返回，盘古集团所有国内资产，由你与父亲（顾麟士）共同托管。核心技术资料，移交延安。华夏元的发行准备金，分三处存储：上海汇丰银行地下金库、香港东亚银行保险库、瑞士信贷银行托管账户。账户密码是你生日倒序加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期……”
他写得很详细，像在写遗嘱。事实上，这就是遗嘱。
信密封好后，他交给最信任的通讯员——一个五十岁的上海人，跟了他十二年，沉默寡言，从不多问。
“如果我一个月内没有发送‘平安’暗号，就将这封信送出。”
通讯员接过信，贴身藏好，深深鞠躬，转身离去。
沈知渊站在窗前，看着通讯员消失在街角。窗外，苏黎世的黄昏很美，夕阳给古老建筑镀上金色。咖啡馆露天座上，人们喝着咖啡，读着报纸，讨论着战争还有多久结束。
他们不知道，战争即使结束了，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那场战争关于技术、关于资本、关于未来世界的格局。而那场战争的棋盘，已经铺开半个地球。
沈知渊转身，开始收拾行装。一把手枪，六个弹匣，三本不同国籍的护照，一小袋钻石（硬通货），还有一张顾曼婷的照片。
他最后看了一眼房间，关掉灯，锁上门。
走廊里很安静，只有他的脚步声。电梯缓缓下降，金属缆绳发出轻微的摩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