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每艘粮船配‘双监’，两吏员互相监督，若一人失职，另一人连坐；
四、灾民领粮时，需在账册上按指印，与监粮吏的账册核对无误后，方可销账……”
写罢，他把章程折好，塞进信封，在封面上写“速送重庆府王诚”。沈砚进来添炭时，见他眼窝泛着青黑，案上的砚台里墨汁都结了层薄冰。“侍郎，天快亮了，歇会儿吧。”
“歇不得。”林砚揉了揉手腕，拿起另一张纸，“这腰牌是用来防人的，可人心隔肚皮，得让规矩比人心更可靠。”他想起王诚信里说“李运使的随从想撕粮袋”，又提笔添了条，“粮袋封口处需盖骑缝章，监粮吏每日查验印章完好情况，发现破损立即记录上报。”
三日后，新的监粮章程发到了每个监粮吏手里。王诚捧着章程，在重庆府的临时粮仓前，给其他漕船上的监粮吏逐条讲解。一个年轻的吏员摸着腰牌，有些紧张地问：“王大哥，这腰牌编号三个月一换，要是换牌的时候正好在半路上，咋办？”
“林侍郎早想到了。”王诚指着章程上的一条，“换牌时，户部会提前发‘换牌文书’，凭文书在就近的府衙领新牌，旧牌当场销毁——连文书上的火漆都是每月一换的，保准错不了。”
说话间，一个老农提着空粮袋，颤巍巍地走过来，指着袋底的“楚字三百二十一”编号，对王诚说：“官爷，这袋粮够实在，没掺沙子。俺孙子说，要不是你们守住了粮，他可能就吃不上这口饱饭了。”
王诚看着老农冻得通红的手，忽然觉得腰上的牌更沉了些。这重量里，有黄铜的分量，有章程的规矩，更有百姓沉甸甸的信任。
开春时，监粮吏们陆续回京。林砚在户部大堂设了张长桌，让他们挨个交回腰牌和运粮日记。他拿起王诚的日记，见最后一页画着幅小小的画：长江上的漕船正驶过瞿塘峡，岸边的悬崖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粒不丢”四个字。
“画得不错。”林砚笑着把日记还给王诚，“这日记就留在户部存档，让后来的吏员都学学——监粮不光是算账，更是守心。”
王诚红着脸接过日记，忽然想起什么：“侍郎，李运使被判了流放，他临上路前说，早知道这腰牌这么厉害，说什么也不敢动歪心思。”
林砚望向窗外，积雪正在消融，屋檐下的冰棱滴着水，在地上砸出小小的坑。“这腰牌厉不厉害，不在牌子本身，在拿着牌子的人。”他说，“只要咱们心里的规矩不倒，这牌子就永远镇得住邪祟。”
他让人把回收的旧腰牌熔了，重新铸成新的，编号换成了“春字”开头。新牌上的字迹更清晰了些，棱角却依旧硌手。林砚拿起一块，掂了掂，忽然觉得这重量刚刚好——既不会轻得让人懈怠，也不会重得让人难承其责。
就像他常对吏员们说的：“户部的差事，就得这样，一分规矩，一分担当，半点含糊不得。”
雪彻底化尽时，重庆府的最后一批赈灾粮账册送到了京城。林砚翻开账册，见最后一页贴着张红纸条，上面是巡抚李崇的亲笔：“此次赈灾，粮无损耗，民心大安。皆赖户部监粮之法周密，腰牌之威震慑——林侍郎真乃度支良才。”
林砚把纸条夹进《监粮章程》的册子里，指尖划过“私动者斩”四个字，忽然明白，这腰牌真正的锐气，从来不是来自那八个字，而是来自每个监粮吏心里的那杆秤——秤着粮食，也秤着良心。
而他要做的，就是让这杆秤，永远准星不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