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9日，深夜十一点二十三分，“白桦林”防御阵地后方三公里处的临时维修点。
煤油灯在寒风中摇曳不定，投下我们五人在“莱茵女儿”破损装甲上扭曲变形的影子。我正用冻僵的手指试图清理保罗留在车内的血迹——在零下二十四度的低温中，血液已经冻结成深褐色的冰晶，附着在无线电操作台和车壁上。每一处血迹都让我想起三小时前他中弹时的闷哼，以及被抬走时苍白的脸。
“车长，”弗兰茨从炮塔后方探出头来，手里举着两发孤零零的75毫米高爆弹，“这是最后的了。穿甲弹昨天夜里就耗尽了。”
我接过炮弹，金属外壳冰冷刺骨，几乎粘住手套上的湿气。两发。在正常情况下，这甚至不够一次像样的交火。
“后勤说什么时候补充？”
弗兰茨摇摇头：“无线电坏了，问不了。但下午听三排的人说，整个营的弹药储备都见底了。”
这时，埃里希从外面进来，带进一阵寒风和雪花。他的脸在煤油灯光下显得异常年轻，也异常憔悴。“威廉在外面检查履带，情况比预想的糟。主动轮齿磨损严重，左侧悬挂也有问题。维修兵说需要更换零件，但……”
“但什么？”
“维修连自己的配件车昨天被游击队袭击了。他们现在连修复自己的工具都不够。”
我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寒冷空气刺痛肺叶，但更刺痛的是逐渐清晰的现实：我们被困在这里，坦克半毁，弹药将尽，伤员待运，而莫斯科依然在八十公里外——不，现在可能更远，因为昨夜我们被迫后撤了。
就在此时，一阵微弱但清晰的声音钻入耳中。
起初我以为是风声，或是远处战场的余音。但很快，那声音变得规律起来：进行曲的旋律，通过某种扩音设备传播，在寂静的冬夜中诡异而顽强地回荡。
“什么声音？”弗兰茨警觉地问。
我们静下来倾听。是的，是音乐。然后是人群的喧哗声，整齐的步伐声，最后是一个铿锵有力、带着浓重格鲁吉亚口音的俄语男声通过广播喇叭放大，穿透几公里距离传到我们耳中。
“……法西斯侵略者以为他们能在冬季到来前占领莫斯科！他们以为苏联人民会屈服！今天，在这里，在红场上，我们向全世界证明——他们错了！”
是斯大林的声音。我懂一点俄语，足够听懂这些。
埃里希的脸色变了：“他们在阅兵？在莫斯科？现在？”
我点点头。今天是11月7日——不，已经是8日凌晨了。按苏联传统，每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都会在红场举行阅兵。但今年，在德军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他们竟然照常举行了。
广播信号时断时续，但足够传递关键信息：军乐队演奏《斯拉夫女人的告别》，坦克方队驶过红场的轰鸣，斯大林那句后来被历史记载的着名演说——“红军和红海军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男女游击队员同志们！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
“他们在我们鼻子底下阅兵，”弗兰茨喃喃道，“而且还在广播。是为了让我们听到。”
的确。这广播的强度、清晰度，都说明它不只是对莫斯科市民播放的。这是心理战，赤裸裸的、精心策划的心理战。他们在告诉我们：你们已经如此接近莫斯科，却永远无法真正触及它；你们的进攻已经停滞，而我们的抵抗才刚刚开始。
广播声持续了约二十分钟。期间，维修点里所有能听到的德军士兵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有人愤怒地咒骂，有人麻木地听着，有人——像我一样——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寒意，与气温无关的寒意。
“至少他们的坦克也得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启动。”埃里希试图开个玩笑，但声音干涩。
“他们在自己的城市里，有暖库，有完整的后勤，”威廉这时从外面进来，拍打着身上的雪，“我们呢？我们在野地里，坦克发动机需要烧酒精才能启动。”
广播结束时，夜空重归寂静。但这寂静比之前更加沉重，因为它现在充满了象征意义：一边是莫斯科红场上的灯火通明、士气高昂；另一边是我们这里摇曳的煤油灯、破损的装备和日渐枯竭的物资。
凌晨零点十五分，营部的通讯兵骑摩托车赶到维修点。他带来的消息让本就压抑的气氛彻底凝固。
“补给车队在彼得罗夫斯卡亚村附近遇袭，”年轻的通讯兵气喘吁吁，白雾从他口中喷涌而出，“五辆卡车，两辆油罐车，全部损失。护卫部队伤亡十七人。”
帐篷里死一般寂静。彼得罗夫斯卡亚村距离我们只有十二公里，是最后一段还能勉强通车的补给路线上的关键节点。
“弹药呢？”施密特上尉的声音平静得可怕。
“全部损失。包括今天本该配发给我营的四千发75毫米炮弹，一万发机枪弹，还有……”通讯兵顿了顿，“还有第一批冬装中的三百套。”
帐篷里响起低低的咒骂声。冬装。我们已经等了太久的冬装。
“原因？”上尉问。
“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伏击。他们炸毁了桥梁，车队被迫绕道，进入预设雷区。然后从两侧树林发起攻击。用了反坦克步枪和燃烧瓶。”
精心策划的协同攻击。这不是偶然的游击袭扰，而是有组织、有情报、有准备的作战行动。苏军不仅在正面抵抗我们，还在我们身后活动，切断我们的生命线。
“重新补给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