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的章程草案在油灯下反复修改了好几个晚上，终于定了稿。李福满让铁柱敲着铜锣，在村里扯着嗓子通知：“晚饭后！打谷场开全体社员大会！有要紧事商量！每家至少来一个当家的！”
这阵势，比上次通知县里来人参观还严肃。村民们心里直犯嘀咕，端着饭碗就聚到了打谷场。煤油汽灯挂在老槐树上，发出白晃晃的光，照着一张张疑惑不安的脸。
李福满、林晚、陆远征、周叔，还有几个生产小队的队长，坐在前面的一张长条桌后。看着开始大声宣读。
他从为啥要办合作社讲起，重点就是县里压下来的五万斤种苗任务，单干根本完不成。接着，他开始解释合作社是咋回事：土地怎么入股，牲口农具怎么折价，劳力怎么记工分，年底怎么按“劳七股三”分红……
他尽量讲得慢，讲得通俗，可底下还是渐渐起了骚动。
等李福满讲到“土地由合作社统一经营”时，一个沙哑的声音猛地炸了起来：“我不同意！”
众人循声望去，是村里出了名的倔老头，王老栓他爹，王老倔。他噌地站起来，脸膛涨得发紫，旱烟杆直指李福满：“福满！你把地都收上去统一种？那还是我王老倔的地吗？我祖上传下来的三亩好田，跟后山李二狗那两亩薄地能一样？统一经营？亏了算谁的？到时候我喝西北风去？”
这话像是一滴水溅进了油锅，瞬间炸开了。
“就是啊！地可是命根子！”
“我那地头有口井，浇地方便，凭啥跟别人的旱地一样算？”
“我家那头犍牛，正当壮年，跟张三家那老掉牙的能一个价？”
“工分咋记？谁说了算？会不会有人偷奸耍滑，光占便宜不出力？”
质疑声、担忧声、议论声混成一片，打谷场上乱哄哄的。先前因为高产红薯和劳模称号对林晚和李福满建立起来的信任，在触及到最根本的土地和家当时，变得脆弱起来。
李福满脑门子上急出了汗，用力拍着桌子：“静一静！都静一静！听我说完！”
场面稍微安静了些，但那种不安和抵触的情绪弥漫在空气里。
李福满看向林晚，眼神带着求助。
林晚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汽灯的光照在她脸上，显得异常平静。她知道，这个时候，光讲大道理没用，必须解决大家最实际的顾虑。
“乡亲们，”她的声音不算洪亮，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大家的担心，我都明白。地是命根子，牲口是半个家当，谁都不想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