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不久的四方面军，立刻投入到反“围剿”的残酷斗争中。依靠苏区群众支持和灵活机动的战术，接连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根据地一度扩大，红军也在战火中壮大。秋成随七十五师转战大别山区，亲身经历了那些白天行军、夜晚开会、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紧张日子。
然而，一九三二年秋，第四次反“围剿”的形势急转直下。敌人兵力空前雄厚，采取了更为严密的堡垒推进和重点清剿战术。红军虽英勇奋战，但根据地日益缩小，补给困难，伤亡惨重。最终，分局决定主力西征转移，跳出敌人包围圈。
七十五师奉命留守苏区，坚持斗争。秋成记得那个深秋的夜晚，主力部队悄然开拔，消失在夜色中。留下的部队望着远去的火把长龙，默默握紧了手中的枪。苏区顿时空旷了许多，但斗争并未停止。不久，留守部队改编为红二十八军，继续在白色恐怖中周旋、战斗。
斗争环境日益恶化，鄂豫皖省委重组了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奉命编入，成为新的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而新组建的第七十五师，正缺一位熟悉部队、有实战经验的参谋长。一纸调令，秋成再次背上行囊，赶赴新的岗位，担任七十五师参谋长。也就是在那段艰苦的坚持斗争中，原身经历了后来导致他被监禁的“肃反”风波。
与此同时，西征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历经千难万险，于一九三三年初进入川北，在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站住了脚。川陕边区，一片新的红色根据地开始创建。凭借灵活的战术和英勇的战斗，四方面军接连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和刘湘的“六路围攻”，声威大震。部队在战斗中不断扩充，根据地也日益巩固，至一九三四年，四方面军总兵力已超过八万人，达到了全盛时期。
一九三五年三月，为策应长征中的中央红军，四方面军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这一战，既是向川西发展的需要，也是以实际行动呼应远在黔滇的兄弟部队。强渡成功后，四方面军实际上也开始了自己的长征——向西，向岷江流域前进。
五月，张国焘决定放弃经营两年多的川陕苏区，全军西进。各部队分路向岷江上游疾进，目标明确：接应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九军、红三十军行动迅速，于六月十二日，在懋功（今小金县）的达维镇，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六月十八日，懋功县城。两大红军主力，历经千山万水，终于汇聚一处。红旗招展，歌声嘹亮，战士们拥抱、欢呼，热泪盈眶。据通报，此时红四方面军总兵力约十万人，装备整齐，士气旺盛。
院外传来脚步声，打断了秋成的回忆。
黄苏掀帘进来，手里拿着刚译出的电文，脸上带着笑意，但眉宇间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
“懋功会师大会开完了。”黄苏将电文递给秋成，“场面很热烈。四方面军的同志带来了不少慰问品，粮食、衣物、盐巴……解了主力部队的燃眉之急。”
秋成接过电文，快速浏览。文字间洋溢着喜庆与团结，但字里行间，也能读到一些微妙的信息：关于下一步行动方向的“初步交换意见”、“热烈讨论”、“各自阐述”。
“中央有什么新指示给我们？”秋成放下电文，问道。
“巩固芦山、宝兴防线，确保北进通道安全，做好北进的准备。”黄苏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天全以北，“主力会师后，必然要决定下一步大方向。我们这里，是北出的门户之一，位置关键。”
秋成点点头。红八军团在汉源之战后，经过短暂休整补充，奉命前出至天全、芦山一线。一方面清扫北进通道，一方面构筑防线，防备川军可能的反扑，确保主力侧后安全。此刻，他们正处在两大主力汇合区域的东南前沿。
“会师是好事，力量壮大了。”黄苏叹了口气，声音低了些，“可这人一多，想法难免也多。听说……关于往哪儿走，已经有了不同声音。”
秋成看着地图上懋功的位置，没有说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不同声音”意味着什么。那不是简单的战术分歧，而是关乎红军命运、中国革命道路的战略抉择。
北上？还是西进？
历史的十字路口，已然横亘在会师的欢声笑语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