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年轻的领主，不仅给了他们安身立命之所，还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想尽办法为他们找来食物、衣物，甚至不惜冒险出海“筹粮”。这种实实在在的关怀，比任何空洞的许诺都更能俘获人心。一种发自内心的忠诚与拥戴，在冰天雪地中悄然扎根，日益深厚。
时光在忙碌与期盼中飞速流逝。当北疆的积雪最厚、寒风最烈的时候，关内的历法翻过了沉重的一页，进入了崇祯元年（1628年）。
此时的北疆，除了必要的巡逻、岗哨、伐木（仍在持续为来年储备）、照料牲畜和维持基本生产（如室内编织、工具修理）外，闪索已严令所有非必要人员尽量减少户外活动，退回有火炕的房屋或地窝子里保暖，以最大限度减少冻伤和非战斗减员。整个北疆仿佛一头在冬眠中积蓄力量的巨兽，外表寂静，内里却涌动着勃勃生机与复仇的火焰。
而在数千里之外的北京紫禁城，新年的第一次大朝会，气氛却与年节的喜庆毫不沾边，反而透着一种诡异的沉闷与争执。
龙椅上的崇祯皇帝，比登基时更加消瘦，眉宇间的郁结挥之不去。朝堂下，关于如何处理孔家覆灭后遗问题的争论，再次被提上日程。
一批官员（主要是礼部系统和与山东士林关系密切者）出列，言辞恳切甚至声泪俱下，奏请皇帝尽快从孔氏旁支中择优选贤，重立衍圣公，敕修孔庙孔府，以“存续圣人血脉，安抚天下士子之心，彰显朝廷崇儒重道之旨”。
然而，这一次，崇祯的反应与之前对待类似请求时的沉默或敷衍截然不同。他冷冷地扫视着殿下那些慷慨陈词的臣子，忽然开口，声音不高，却带着刺骨的寒意：
“存续血脉？安抚士子？彰显崇儒？”崇祯重复着这几个词，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弧度，“朕倒想问问，孔府积蓄，富可敌国，朕与朝廷为辽饷、剿饷焦头烂额，向百姓加征，向百官劝捐之时，孔家何在？
可曾主动捐输一分一毫以纾国难？如今海盗劫掠，方知其家藏竟有两千万两之巨，还有大量古董文物，粮食，盔甲和钢刀！这两千万两，这些物资若早用于国家，可养多少兵？可赈多少灾？可解朕多少忧愁？”
他越说越激动，猛地提高声音：“他们有钱藏于地窖，坐视国家危难而不顾，如今遭了难，倒要朝廷出钱出力，为他们重立门庭，修缮府邸？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朕看，这衍圣公，不立也罢！让天下人都看看，只顾私利、不顾国家者，是何下场！”
一番话，如同冰水泼下，让整个朝堂瞬间鸦雀无声。那些请求重立衍圣公的官员面红耳赤，张口结舌，竟无言以对。
崇祯的话虽显偏激，却戳中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孔家确实太富了，富得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而且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并未见其出力。如今拿这个理由来反驳，几乎无法辩驳。
东林党出身的官员想从“道统”、“教化”的角度争辩，但看着皇帝那铁青的脸色和眼中毫不掩饰的厌烦，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们知道，年轻的天子正在气头上，而且……国库也确实拿不出大笔银子来办这件事。
最终，在崇祯强硬的态度下，重立衍圣公的提议再次被搁置。朝会在一片压抑和各自盘算中结束。
孔家之事，就像一根刺，扎在崇祯和许多朝臣的心头，也隐隐预示着，这位新君对于这些盘根错节、往往口惠而实不至的世家大族与士林清流，态度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而这一切，远在北疆的闪索尚不知晓，他引发的风暴，正在遥远的庙堂之上，悄然改变着某些历史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