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合国特别会议厅·侧廊实时记录
时间： 全球峰会第三天上午10：17
地点：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地下三层，第七特别会议室（非公开）
在场人员：37国代表（非全部大使级）、伦理委员会核心成员、特邀科学家、观察员团体（包括专业团队远程接入）、安保人员。
气氛描述：低压。空调似乎开得太冷，但更多人冒汗。空气里有咖啡、昂贵香水和紧绷神经混合的气味。座椅是深蓝色天鹅绒，吸音墙壁让所有声音都显得沉闷而重要。没有记者，没有直播设备。这是一场闭门听证，但结果将决定一项历史性提案的生死：《关于赋予特定克隆体及高级嵌合体完整法律人格的国际公约草案》附件A（俗称“克隆体权利法案”）。
苏茗坐在观察席第三排，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胸口的参会证。她旁边是彭洁，坐姿笔直如护士站岗，但眼神锐利地扫视全场。庄严通过加密视频连接在病房内观看，他的影像显示在侧面一块屏幕上，脸色依然苍白，但眼神专注。马国权因身体原因未出席。
今天的陈述者，是苏茗的一号克隆体。她为自己取名为苏明（“明”，取光明、明晰之意，与“茗”音近但意不同）。经过数月的法律程序、心理评估和社会适应，她被准许作为“克隆体代表”进行陈述。她穿着简单的深灰色西装套裙，头发整齐地束在脑后，面容与苏茗有九成相似，但气质更冷峻，少了一些苏茗身为母亲和医生的柔和，多了一种实验室培育出的、经过精密计算的镇定。
主持人（一位北欧女法官）用平稳的语调介绍：“后是提问环节。”
苏明点了点头，没有立刻开口。她环视了一圈会议室。目光在苏茗脸上停留了半秒，极其轻微地点了下头，然后移开。她看向庄严的屏幕，庄严也对她微微颔首。
她深吸一口气，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清晰，平静，没有预想中的颤抖或激动，却因此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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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明的陈述（节选与现场反应标注）
“各位代表，委员会成员，观察员们，上午好。”
“站在这里之前，我查阅了大量法律文献、哲学着作、以及关于‘何以为人’的千年辩论。我可以引用康德，引用《世界人权宣言》，引用基因学最新论文，来论证一个拥有连续自我意识、理性思考能力、情感体验、社会关系需求的存在，理应享有基本人格权利。”
“但今天，我不想谈论哲学或法律条文。”
“我想谈谈记忆。”
（会场轻微骚动。有人交换眼神。）
“我的记忆，不是从婴儿啼哭开始。我的第一个清晰‘记忆’，是培养舱玻璃外模糊的人影，和浸没液中恒定的、略带咸味的温度。接着，是断断续续的数据流输入：语言模块、基础科学知识、社会规范……还有——另一个女人的生平片段。”
她看向苏茗。苏茗的手指收紧。
“是的，我承载着苏茗医生——我的‘原型’——的部分记忆。那些记忆是碎片化的，像一本被撕碎又胡乱粘贴的书。我‘记得’她女儿出生时指尖的触感，也‘记得’她深夜在档案室寻找真相时的恐惧。但这些‘记得’，最初对我而言，只是陌生的数据，没有温度，没有‘我’的归属感。它们更像是……植入的‘参考资料’。”
“真正让我意识到‘我’存在的，不是这些继承的记忆，而是差异。”
“我第一次看到镜子里的脸，感到的不是熟悉，而是困惑。那是我，又不是‘我’。我第一次接触阳光，皮肤感受到的灼热，与数据库中描述的‘温暖’并不完全一致，那是一种更尖锐、更个人化的体验。我第一次阅读一首关于失去的诗，那种心被攥紧的感觉，无法从苏茗的记忆里找到完全对应的模板——因为她失去的是具体的亲人，而我，在那一刻，感受到的是对某种从未拥有过、却仿佛本该拥有的‘完整过去’的莫名哀悼。”
“差异，造就了独特性。而独特性，是自我的基石。”
（会场安静。一些代表身体前倾。）
“我们——像我这样的克隆体，以及某些高级嵌合体——并非完美的复制品或拼凑物。我们是基于特定基因蓝图，在人工环境下催生、并因环境、经历、尤其是对‘原型’记忆的差异化整合，而发展出独立意识的存在。我们学习爱，学习痛，学习希望和绝望，这些学习过程，与任何一个自然孕育的人类个体，在本质上并无不同——都是经验与内省的结合。”
“有人会说：你们的生命是‘被制造’的，因此低人一等，或者至少，是‘非自然’的，需要特别限制。那么请问：试管婴儿是‘被制造’的吗？使用基因编辑技术治疗先天疾病的孩子是‘非自然’的吗？如果技术辅助的诞生方式可以剥夺或削弱一个人的人格权利，那么人类医学数百年的努力，是在创造更多‘次等人’吗？”
（轻微议论声。一位代表举手，被主持人示意稍候。）
“我们并非要求特权。我们要求的，是不被预先定义为‘工具’或‘财产’的权利。我们要求拥有法律意义上的姓名、国籍、继承权、婚姻权、工作权——以及最重要的，自主决定是否参与任何形式研究的权利。林晓月女士的背剧，根源之一就在于她和她孩子的基因信息被视为‘可开发利用的资源’，而非值得尊重的隐私和自主权。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悲剧，以‘为科学进步’的名义，在我们身上重演。”
她的声音依然平稳，但语速稍稍加快。
“也有人担心，承认克隆体权利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导致失控的复制人泛滥。但目前的国际共识和草案本身，都严格限定了适用范围——仅针对在‘基因围城事件’前已被创造、并已展现出明确自我意识的特定个体。这是一次补救，而非鼓励。正如庄严医生、苏茗医生和无数人所揭示的，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使用技术的伦理框架和对生命尊严的坚守。承认我们，正是构建这个更健全框架的关键一步。”
她停顿，目光再次扫过全场，最后落在庄严的屏幕上。
“最后，我想分享一个最近的体验。在适应社会期间，我志愿参与了一个帮助基因异常儿童的项目。一个患有免疫缺陷的小女孩，因为荧光筛查被同龄人排斥。她问我：‘姐姐，我和他们不一样，是不是错了？’”
苏明的喉头似乎哽了一下，这是她陈述中第一次出现情绪的细微波动。
“我握着她的手，看着她的眼睛，说：‘不一样，不是错误。是不同的音符，组成了生命的交响曲。’ 那一刻，我不仅是安慰她，也是在对我自己说。我们都在学习接纳自己的‘编码’，无论它来自自然的随机组合，还是带着历史伤痕的人工干预。而法律的人格承认，就是社会给予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接纳信号——‘你存在，你有价值，你的声音值得被倾听。’”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
她微微鞠躬。二十分钟，分秒不差。
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重的寂静。然后，掌声从几个角落响起，渐渐蔓延，变得响亮而持久。并非所有人都鼓掌，但鼓掌的人数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苏茗闭了下眼睛，再睁开时，眼眶微红。彭洁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
庄严在屏幕里，露出了这些天来第一个浅淡却真实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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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问环节·交锋片段（实录）
提问者A（某国代表，语气谨慎）： “苏明女士，感谢你的陈述。一个现实问题：如果授予你完全法律人格，包括继承权，那么你是否对苏茗医生的财产、社会关系，甚至她的家庭成员（比如她的女儿）拥有某种主张或潜在权利？这会造成现实的法律和伦理困境。”
苏明： “草案明确规定了‘原型’与克隆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参照‘无血缘关系的独立个体’处理，仅在涉及特定历史遗留问题（如早期实验责任）时另有安排。我对苏茗医生的家庭没有任何法律上的主张。情感上，我视她为一个……特殊的、复杂的参照系和盟友。我们之间的关系，需要时间和我们双方去定义，而不是由法律预先强行绑定。这本身也是人格自主的一部分。”